开悟顿悟自然是高境界，而具备平常心是更高的境界。平常心的养成是和茶禅一味相和谐的、相协调的。而平常心的倡导，又是和江西密不可分的。
禅宗的“一华(花)五叶”，孕育开放于唐宋时代，而它生根建基的上壤乃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江西大地。“五叶”之中的曹洞、沩仰、临济三宗以及临济分权而出的杨岐、黄龙二派，皆直接诞生于江西曹洞之名得自宜丰的洞山和宜宣的曹山，沩仰之名一半来自宜春的仰山，杨岐之名得自萍乡的杨岐山，黄龙之名得自修水的黄龙山，而临济宗名虽山义亥禅师传法河北临济村所起，但义玄受法参学处正是江西，宜丰的黄果山才是该宗的祖籍祖庭。
“五叶”中的另两枝云门宗、法眼宗，分别由文偃禅师创建于广东云门山、文益禅师创建于南京清凉山，他们都是青原一系的法嗣，二宗的主要活动虽然当时不在江西，却与江西的关系甚为密切。云门宗主文偃创宗前遍参江西名山尊宿，在庐山、水修等地建寺修学，其宗门子嗣在江西活动的大有人在，像洞山的晓聪、契嵩，云居山的佛印，庐山的怀琏，都是名震人主的云门龙象。
法眼宗主文益开悟于漳州罗汉院，得桂琛禅师法绪，然后受江西抚州牧的延请，住持抚州曹山崇寿院，开堂授徒。他在抚州传法，“四远之僧求益者，不减千计”。其门下诸如德韶、道钦、慧明等一批优秀徒众，皆学禅得法于崇寿院。文益晚年始受唐国主之邀，住金陵弘法，而其宗风禅法早在江西抚州就已经定型。云门、法眼二宗若要溯源其出，江西吉安的青原山，乃其寻根祭祖的圣庭。因此，也不妨这样说：江西是禅宗五宗七派的共同发源地。
谈到江西禅宗，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着名的禅师马祖道一。在中国禅宗发展史上，马祖道一确实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胡适先生在《论禅宗史的纲领》中对此曾有过这样一段评论：“达摩一宗亦是一种过渡时期的禅。此项半中半印禅，盛行于陈隋之间，隋时尤盛行。至唐之慧能、道一才可说是中国禅。中国禅之中，道家自然主义成分最多，道一门下不久成为正统。
‘中国禅’至此始完全成立。”印顺禅师所着的《中国禅宗史》也持类似观点，认为马祖道一的洪州禅出现之后，才标志着禅学中国化的真正完成。作为继慧能之后出现的伟大禅师之一，马祖道一在禅学领域的影响自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在于他提出了“平常心是道”这样一种充满中国特色的佛性理论。
马祖道一此说一出，几乎成为后世洪州禅学的不二法门。特别是到了临济义玄手中更是将“平常心是道”的口号表述为“立处皆真”。义玄认为“佛教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你且随处作主，立处皆真”(《古尊宿语录》卷四)。主张人与道之间没有间隔，自然相契，，并有偈云：“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随流认得性，无喜亦无忧。”(《临济语录》)至此不难看出，“平常心是道”的佛性论，实际上已经把慧能开辟的南宗禅所独有的那种自在无碍、随心所欲的活泼宗风发展到了极致。
慧能开辟的南宗禅向来提倡“直指人心，顿悟成佛”，而“直指”与“顿悟”的前提则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也就是要截断思维意识的逻辑运行线路。用宋代杨岐派着名禅师圆悟克勤的话来说，就叫做“截断众流”。圆悟克勤在《碧岩录》中总结当时风行的石门禅的禅风的特点时说道：
云门寻常一句中，须具三句，谓之函盖乾坤句，随波逐流句，截断众流句。放去收来，自然奇特，如斩钉截铁，教人义解度不得。
所谓“教人义解度不得”，也就是要截断人们思维意识的逻辑运行线路，使人们通常的思维活动在其中寸步难行。
禅宗是中国士大夫的佛教，浸染中国思想文化最深，它比以前各种佛学流派更多地从老庄思想及魏晋玄学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及“言不尽意”、“少得意忘像”中吸取了精华，形成了以直觉观、沉思默想为特征的参禅方式，以活参、顿悟为特征的领悟方式；以自然、凝炼、含蓄为特征的表达方式改变了过去佛教灌输与说教的习惯，突出了自悟的知觉观照方式。
禅宗常讲“平常心”，何谓“平常心”呢？即“遇茶吃茶，遇饭吃饭”(《祖堂集》卷十一)，平常自然，这是参禅的第一步。禅宗又讲“自悟”，何谓“自悟”？即不假外力，不落理路，全凭自家，若是忽地心花开发，便打通一片新天地。“唯是平常心，方能得清净心境，唯是有清净心境，方可自悟禅机。”（葛兆光《佛影道踪》)既不要开悟也不要顿悟，而是能够自悟，平常心怎么不是一种更高超的体道呢？因此，清代湛愚老人《心灯录》称赞：“赵州‘吃茶去’三字，真直截，真痛快。”黄龙慧南禅师也有偈云：“相逢相问知来历，不拣亲疏便与茶。翻忆憧憧往来者，忙忙准辨满瓯花。”
由此可见，茶对禅宗而言，既是养生用具，又是得悟途径，更是体道法门。养生、得悟、体道这三重境界，对禅宗来说，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它悄悄地自然而然地但却是真正地使两个分别独立的东西达到了合一，从而使中国文化传统出现了一项崭新的内容—-茶禅一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