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茶道文化空前兴起的社会前提条件
纵观我国数千年来茶道文化的发展历史，茶道文化之兴衰从来都是以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条件为依存的。经“贞观之治”、“开元之治”至天宝初期，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已发展到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这里仅就与之相关的茶叶生产情况来说，也有了空前规模的发展。据陆羽《茶经•八之出》尚不完全的统计：当时已有8个道（或可称为茶区）、43个郡、44个县生产茶叶。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和茶叶生产规模的不断的扩大，茶叶产量与全国人口平均茶叶消费水平都是相当高的。据《茶业通史》得出的估量统计：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恰巧也是陆羽《茶经》问世的当年）茶叶产量已超过200万市担，约等于10万吨。而以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的唐朝户籍统计：当时全国户数为8,412,871户；人口为48,143,609人。假定从公元740年至780年这四十年间，唐朝人口充其量增至到五千万或更多一些的话，唐代建中初期按全国人口平均占有的茶叶消费量（即使减去出口量）也要比1998年全国人均茶叶消费量高出了许多。这从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的记载里，亦从社会的一个侧面印证了唐代茶叶产销两旺的历史情况。同时，由于陆羽在总结前人的制茶经验基础上，对唐代全国的制茶工艺，作了标准化的改革，创造了蒸青饼茶；由于开发贡茶，生产规模逐渐扩大，新的名茶品种也不断涌现。这些都为唐代茶道文化的蓬勃发展创造了社会与物质的优越条件。
2、陆羽《茶经》奠定了中国茶道理论基础
陆羽最享盛誉的是他的世界上第一部《茶经》的问世。这部茶叶科学巨著，是中国乃至世界茶叶生产发展史上光辉的里程碑；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道文献”。陆羽的《茶经》为中国与世界茶道、特别是东瀛茶道奠定了理论基石。陆羽不仅是天才的茶叶科学家，也是一位天才的茶道大师。
陆羽把他大半生的心血和精力献给了茶学和茶道文化事业，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开创了茶学研究与丰富多彩、内涵深邃的茶道文化的新纪元。唐代诗人、大历十才子之一的耿湋赞陆羽是“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宋代诗人梅尧臣在一首诗中咏赞：“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学事春茶，当时采摘未甚盛，或有高士烧竹品泉为世夸”。早在公元九纪初唐宪宗时期（公元808—820年即日本嵯峨天皇时代），陆羽创造的文士茶被日本茶学界誉为“茶道天才陆羽的煎茶法”。
陆羽在《茶经》里用了四章（四、五、六、九章）篇幅来论述煮茶、品饮方式和茶具（包括二十四种烹茶、饮茶器具的设计与制作）运用方法。陆羽自喻可同“伊公羹”相媲美的“陆氏茶”——亦即是典型的文士茶道。时至当今中国和世界各国茶文化界所一再研讨的茶道构成要素——人、文、茶、水、器、和品茗环境等，陆羽早在一千二百多年前的《茶经》里已经作了精到的论述。并提出了茶道之九难（一采造、二鉴别、三器具、四用火、五选水、六炙烤、七碾末、八烹煮、九饮法）和“精行俭德”，洁均敬雅的茶德礼仪精神。陆羽对人类茶学与茗饮文化的最大功绩，就是他以数十载的茶事躬身实践而创造出系统、完善的早期茶道理论。尽管其中在制茶工艺、煮茶方式等已被新的工艺和方法所代替，但《茶经》关于茶道理论的精华部份，今天依然有研究、参考价值。
3．茶道文化兴起于唐代寺院
茶圣陆羽具有双重身份——他既是茶学家、茶道大师；又是当年十年童僧、受过戒曾被赐法号的佛门弟子。世界上的第一部《茶经》就是出自这位半是隐士、半是游僧的鸿渐先生之手。陆羽既具有高深的汉（儒）学造诣，又精通佛学。唐诗人皇甫冉称赞他能“究孔释之名理，穷诗歌之丽则。”他虽不愿身披缁衣终生为僧，离开了曾渡国苦难童年的龙盖寺和他的恩师智积禅师，去实现他研究茶学的人生理想，但他始终同佛门僧侣保持着密切的往来。除他曾住过的龙盖寺、妙喜寺之外，他在访茶品泉的生涯中，曾前往朝拜过的深山古刹就有三四十座之多。陆羽同佛教有不解之缘，可以说他是初生入佛门，临终随僧去；他逝世后在他的家乡竟陵西塔寺被尊崇为神灵，受到信奉佛教的、当地民众的焚香顶礼膜拜。
在世界的语言辞典里，“茶道”一词就是出自唐代著名诗僧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这首诗是皎然咏茶诗的代表作，诗中有云：
一饮涤昏寐起，情来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这首诗约作于唐德宗贞元初（公元785年），也就是陆羽《茶经》问世五年之后。皎然是陆羽的良师益友、“缁素忘年之交”。他同陆羽默契配合、积极倡导和推广“陆氏茶”品饮法，建立了以湖州为中心的唐代茶道文化胜地。陆羽被时人誉为“茶仙”、被当代人尊崇为茶圣；皎然可称得上是中国唐代茶道文化的旗手，他同样对世界茶道——茶禅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唐代中期由陆羽、皎然及其众多的高僧、隐逸、文人雅士、朝廷命官大力倡导“文士茶”的同时；怀海禅师（公元720—814年，唐福州长乐人）在江西洪州百丈山创立了寺院茶禅仪规——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百丈清规》。全名为《敕修百丈清规》、又称《古清规》。自唐至员，历代因时损益，诸本杂出，元世祖（公元1271—1293年在位）特赦百丈大智寿圣禅寺住持德辉重新修改，由龙翔集庆寺住大诉校正。即今所传之《百丈清规》。全书八卷共九章（一祝厘、二报恩、三报本、四尊祖、五住持、六两序、七大众、八节腊、九法器），这部佛书为禅宗寺院的僧职制度、礼仪程式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同时也对寺院的茶禅礼仪制度做出详细的规定。寺院一切茶事活动必须依章而行，不得有任何随意性。茶禅界学者称其为《药师茶供会仪规》。简言之可称其为“寺院茶道”
《百丈清规》明文规定，丛林茶礼及其程序。讲经说法击法鼓，集中饮茶击茶鼓。主持、方丈等以茶宴请尊宿（贵客）或寺内高僧互请饮茶的通知方式都作了明文规定。如主持宴请首座或远来尊宿等茶汤，皆开列名单，由侍者通报，谓之清单；方丈、库司招待僧众茶单的请柬则用榜公布，首座请柬用状。并规定了茶鼓摆设和知单、请柬在僧堂张贴的具体位置。寺院僧侣种植茶园，采摘茶叶等劳作称之为“普请”。僧侣供养茶布施敬佛、以茶祭奠圆寂高僧，以茶参禅悟道、以茶代餐、举行茶会、茶宴，以茶汤饯飨宾客等，已成为禅礼风尚。
佛门特别重视佛事茶与祭祀茶。如在佛祖诞辰日（夏历四月初八），佛祖成道日（夏历腊月初八），达摩（禅宗一世祖）诞辰日（夏历十月初五）。嗣法师忌日（指本寺院大禅师之忌日）等都要举行隆重的茶事供养、祭奠等法事活动。如《百丈清规》卷二规定：“四月八日，恭遇本师释加如来大和尚，降诞令辰，率比丘众，严备香花蜡烛、茶果珍馐以申供养。”有许多重要的法事活动，规定必须鸣鼓集众，由住持亲自焚香、供茶、顶礼膜拜，宗教氛围十分浓重。
茶与佛素有不解之缘，而在唐代佛教之兴盛，茶禅文化之兴起，是前所未有的——茶圣；陆羽的三卷《茶经》：寺僧皎然的“全尔真茶道”；怀海禅师的“吃茶、珍重、歇”禅修三决；从谂禅师（778—891，俗姓郝，山东曹州人）的“吃茶去”——禅宗最大公案；以及寺院茶禅礼仪风尚的蔚然兴起，均相继出现在一千二百多年之前的中国唐代的禅院、佛家、圣贤的经文、诗篇或深蕴禅机的偈语之中，这决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
从宏观而言，这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发展历程中，源远流长的茶文化和自西汉末、东汉初年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在唐代的一次历史性的大融和、大弘道。是有其历史的、民族的、哲学的、宗教的、传统文化的深厚渊源的；从微观来说，这是得道高僧，以慧心识茶之清醇、圣洁与佛教之淡泊然，清修静寂，茶性佛心，一叶如来，有相无相，不即不离，在品茗悟道中对深邃的空灵境界的一种探求。而真正能领悟“茶禅一味”之真谛的，那自然是修持已达到很高境界，可戒定智慧的大禅师。
4．唐代的文士茶道
在唐代寺院禅茶（又称为禅宗仪规）道兴起的同时，亦随之兴起了文士茶道。唐代中期文士茶道文化大兴的主要标志是陆羽三卷《茶经》的问世；在陆羽旅居湖州、特别是唐大历中颜真卿任湖州刺史期间，以湖州为中心的唐代文士茶出现了一个空前兴盛的发展时期。当时的许多高人隐逸和社会名流，都倾慕颜鲁公、陆鸿渐和寺僧皎然上人之名望，云集湖州，参预了由陆羽创立、皎然倡导、颜鲁公积极支持的文士茶道活动。当时最为人们所推崇的就是“陆士茶品饮法”和高人逸士雅集时，举行的各种形式茶宴。当时，在品茗或茶宴中，已十分讲究人、文、茶、水、器和品茶时环境的选择；把品茶与赋诗、联唱、赏茶、玩月、抚琴等各种文艺形式，把传播茶道文化知识和探索品茗意境紧密地联系起来，从理论到实践上开创了一个极盛一时、影响深远、规范化的文士茶道模式。若是看过国内或国际上一些饶有名气的茶道（团体）表演的话，就不难看出，尽管融入了时代的或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但无论是从茶道的文化内涵和艺术表现形式，特别是品茗或茶道中强调的“人、文、茶、水、器”等诸多方面，都可以感觉到，唐代的中国文士茶道极其深刻的影响。
5．唐代的宫廷茶道
诚然中国古代的宫廷茶道文化，并非始于唐代。早在迄今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宫廷，已设置了司掌宫廷茶事的官员，并有近乎茶宴形式“聚茶”的饮茶方式，这亦可看作是中国古代早期的宫廷茶道。
关于唐代宫廷茶道的史实文字记录迄今仍未发现有价值的文献。能从不同侧面印证唐代宫廷茶文化的大体有——唐初画家周昉的《调琴茗图》、张萱的《明皇和乐图》和唐代佚名画家的《宫乐图》。这几幅被人们视为“茶画”的唐代描画艺术作品，从若干侧面，反映了盛唐时期唐明皇（李隆基）及唐宫嫔妃、仕女的品茗、抚琴、和乐的宫中生活情景。
其次能直接反映唐代宫廷茶道文化的就是唐代的贡茶制度和每年夏历三月三日在宫廷举行的以头纲贡茶来祭祀祖先分赐近臣的盛大“清明宴”了。
最能反映唐代皇家气派的宫廷茶道就是1987年（4月3日）在重建法门寺塔时，在曼茶罗大坛场随佛骨供养的一大批唐代宫廷稀世珍宝一同敬藏于皇家寺院法门寺护国真身塔内供养佛祖真身舍利（释迦牟尼的手指骨一节）。
在唐代289年的历史上，从唐太宗李世民下召令起，历代帝王要每隔三十年开启法门寺塔地宫一次，以最高的法会、礼仪形式，将佛骨从扶风法门镇迎回长安宫中，供奉，以祈祷海晏河清，国运昌隆。法门寺院宝塔地宫中出土的这批珍宝，是唐末僖宗李儇于乾符元年（亦即咸通十五年、874）最后一次将佛骨连同供奉的古器珍品一同密封于地宫的。而唐代的历朝帝王在每一次迎送佛骨和以象征圣洁的茶和珍贵的茶具供养佛祖，不仅体现出“皇家之厚福无涯”，能“天上之庄严”，“极人间之焕丽”，表示帝王对佛教之虔诚，由此也可想象每隔三十年一次的迎送佛骨的仪式，就是最隆重最盛大的宫廷法会和茶道仪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