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拥山海与人文之利，孕育了个性鲜明的茶文化特征，尤以源远流长、远播海外的“海上茶叶之路”谱就了光彩夺目的华章。
据考古资料证实，宁波为我国最早的原始茶产地之一。西汉时，四明山中有大茗，时以鲜叶晒干成茶，即有绿色珍珠之称。自唐中叶起，得益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经茶圣陆羽倡导以及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茶叶便成为浙东人们喜好之饮品。尤以余姚瀑布仙茗色香俱佳，在当时已列为贡物，饮誉海内，堪称中国最早的名茶。唐宋时，随着明州饮茶之风盛行，正步入繁荣期的越窑青瓷顺势将茶文化的内涵演绎得尽善尽美、淋漓尽致。其终因类玉似冰，巧夺天工，而被推崇为茶具之精粹。特别是唐中叶之后，由于茶中含有氨茶碱，能排困解乏，振作精神，因此被正趋兴盛中的佛教禅宗吸纳，成为读经坐禅之上佳伴侣。据文献记载，当时明州为数甚众的著名佛教寺院，不但成为茶的主要消费场所，而且还成为茶道、茶艺的主要倡导者，并广泛吸收于寺院仪规之中。鄞县横溪金峨寺的开山祖师、著名高僧百丈怀海曾编纂《百丈清规》，其中把喝茶及其形式纳入佛门范式中，实际上已成为中国佛教茶道之滥觞。《百丈清规》影响卓著，不仅将佛教茶道以佛事教仪影响到中国各大寺院，而且还径直传播到海外。以上所述种种，加以宁波地处中国东南要津，海外交通便捷，毗邻日本、朝鲜半岛等东亚诸国，即为宁波“海上茶叶之路”的形成、发展与远播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文化层面上的基石。
公元8到9世纪，日本遣唐使的出现，为宁波“海上茶叶之路”提供了历史的机遇。唐德宗贞元元年，日本高僧最澄经明州到中国天台山学法，据《日吉神道秘密记》载，唐永贞一年(公元805年)其师满返国时又经明州且带回茶籽，种在日吉神社一隅，之后成为日本最古的茶园。至今在京都比壑山的东麓还立有《日吉茶园之碑》，其周边迄今仍生长着不少茶树。当时，饮茶之风先盛行于日本的上层贵族社会，最澄等与嵯峨天皇共饮佳茗的情景在日本古代的汉诗集里也曾多次提及，这是我国茶种传播海外的最早记载。而将一整套禅宗茶道仪式传入日本，并普及于社会公众的则推宋代日僧荣西。著名遣宋使荣西曾二次到过明州，仁安三年(公元1168年)荣西第一次到天台万年寺、天童寺等学法，由于当时茶道已脱离日常啜茶范围而成为一种优雅的精神文化，又在明州众名寺颇为流行，且已形成一整套茶道仪规，1191年荣西回国时，把茶籽带回日本，首先在肥前(今福冈县西南)的背振山进行试种，结果发现那里非常适合茶树生长，于是称为“岩上茶”，在日本声名卓著。承之三年(公元1207年)，拇尾高山寺惠明上人高允向荣西问禅，荣西随即将茶种奉送于他，于是，高允就在拇尾山种植茶树，之后，从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中期，拇尾一直是日本的第一个著名产茶地，“拇尾茶”被称为日本“本茶”，并移植到日本各地，遂使饮茶成为日本各阶层的普遍习俗。荣西学成回国后之所以大力倡导饮茶，其主要是为了养生、长寿和修禅。
为此，他于1211年写就《吃茶养生记》上下两卷，其中写到茶的功能、种类及采茶、制茶等各方面情况，这是日本最早关于茶的著述，荣西由此被尊为日本茶祖。而荣西的再传弟子、日本曹洞宗开山祖师道元也被推崇为中国佛教茶道的传播者。道元于1223年入宋求法，拜天童寺如净禅师为师，二年后回国创立日本曹洞宗。道元根据《百丈清规》而制定《永平清规》，从而把南宋佛教禅茶进一步推广到日本。与此同时，1259年，入宋求法的另一位日僧南浦绍明，曾求教于余杭径山寺高僧虚堂智愚(明州鄞县横溪人、出生于金峨寺，曾任天童寺等处方丈)门下。南浦绍明回国时，虚堂禅师赠送一套台子式“未茶道具”，还带回7部茶典，其在日本传播《百丈清规》及佛教禅茶颇力。而虚堂智愚的书法作品一直被日本的茶界奉为神品，展示于茶室之中让后人顶礼膜拜。此外，自经过中国到日本弘法的高僧如天童寺兰溪道隆，无学祖元(宁波人)等人对推广，普及中国茶更是身体力行，功不可没。值得一提的是，唐宋以来在明州(宁波)与日本、高丽等东亚各国对外贸易中，茶叶始终成为大宗商品并占有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