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自然科学技术，是在西方中世纪传统科学技术的基础上，伴随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由于茶叶和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上述事实，所以，必然地也出现了这样两种特别的结果：第一，即中国虽然创造了灿烂的古代茶叶技术和茶叶文化，但由于其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较长，故其先进的古代茶叶技术，并没有获得发展为近代茶叶科学技术的社会条件。第二，西方最先完成了中世纪科技向近代科学技术的转化，并且也具有创建一切近代科技的社会条件和能力，但由于此前他们不知道茶的生产，所以在他们全面创建近代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当然也不可能凭空创建出近代茶叶科学技术来。因此，非常明显，世界近代茶叶科学技术，必然也只有中国传统茶叶技术和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相结合，或者是运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对中国传统茶叶技术进行改造后，才可能产生和出现。这种结合或改造，不是别的什么时候或场合，而正是上一世纪后期英国和荷兰人在南亚引进中国茶种、茶叶技术大规模发展种茶时开始的。这一点，也是近代茶叶科学技术和其他多数农业科学技术发展所不同的一点。
一、清末民初我国茶叶科学技术的向近代转化
西方或世界近代茶叶科技，是先有近代运输、贸易而后才有茶树栽培、制茶科学技术的。那么，我国近代茶叶科技的形成发展，是否也这样呢？是这样，也不是这样。如果把外国人在我国开设的茶叶贸易机构也列入我国茶业和茶叶科技研究的范围，那么，我国近代茶叶科学技术的形成和发展，与西方一样，也是先有近代茶叶运输和贸易科技。反之，如果以我国自己茶业的近代发展来说，则我国近代茶叶运输、贸易科学技术，基本是和近代茶树栽培、茶叶制造科技同时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外国贸易机构，具体是什么时候将近代茶叶运输、贸易科技带到我国的呢？这最早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前广州夷馆区的建立。西方和中国的茶叶贸易，清政府起初只准外商和广州官商开的茶行买卖，其所有船只，一律要停泊距广州十哩外的黄埔。后来，由于收货、分装都在船上进行不方便，各国商人通过官商取得清政府的同意，准许他们在官商商行附近集中租赁一小块土地，建房设栈，这就形成了后来所说的广州“夷馆区”。这些夷馆，全都滨河而建。据记载，鸦片战争前夷馆区的“夷馆”，从西向东为丹麦、西班牙、法国、美国、奥国、瑞典、英国及荷兰的“工厂”。在这条狭长的街道上，有十三座建筑，故名“十三行街”。这些工厂，起初主要是作堆放茶叶的货栈，后来除存贮外，更重要的是用来进行筛选、拼配和分装等等，就变成名符其实的茶叶加工厂了。广州的这些工厂或货栈，由于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增加，不久均关闭了。至于这些工厂在鸦片战争前有无使用机器？已无法查证，但即使还未用机器，其经营管理，也当会吸收一部分西方近代管理科学技术成果的。
西方在我国领土上使用轮船运茶和机器加工茶叶，最早的记载，是上世纪６０年代由俄国商人在汉口开设的砖茶厂开始的。１８６１年，俄商在汉口所开的砖茶厂，其初也完全是按我国传统工艺和设备设计的。但他们不久就发现，我国原来生产砖茶的设备效率太低，把他们工业中使用的蒸汽压力机，首先移用到砖茶生产，替代我国旧的“木质平压机”。这可能也是制茶所最初采用的机器。据文献记载，１８７８年，汉口俄国有的砖茶厂，在蒸汽压力机基础上进一步又引进了更先进的水压机。除汉口外，俄国和英国茶商，还在福州，后来又在九江开办了多家砖茶厂。据统计，其时单汉口和九江两地，俄商开设的砖茶厂就“多达１０余家”，使用的蒸汽压力机、水压机有数十台之多。这里需要指出，这些砖茶厂使用的机器，和我们后面要说的机器制茶，不但生产的茶类和设备不同，性质也有区别。我们说的近代机器制茶，不论是红茶、绿茶和青茶，原料都是茶树鲜叶。砖茶厂的原料，除收购中国的茶树枝叶外，有的还从锡兰购买大量的茶末掺和，所以其在生产上带有茶叶再加工性质。因此，我们把这些外国人开设的砖茶厂和他们使用轮船运茶等情况和前面说的广州夷馆区的厂栈相联系，并把它们也划入近代茶叶运输和贸易科技的范畴。
另外还要指出，这些外商在我国使用轮船和机器运输、加工茶叶，其目的也绝不是为帮助我国茶业的近代化，主要的还是为他们对我国的更进一步的掠夺。这一点，左宗棠有这样一段很好的揭露：“每年春间，新茶初到省垣（指福州），洋商昂价收买，以广招徕。迨茶船拥至，则价值顿减，茶箱（商）往往亏本折资本。加以浙江、广东、九江、汉口各处，洋商茶栈林立，轮船信息最速，何处便宜，即向何处售买。”很明显，洋人所以很快把他们在国内还不多的轮船拿到中国来用，目的自然只是为他们赚更多的钱。砖茶厂的情况也是这样，其压力机无疑较我国木质平压机工效高得多，但由于我国砖茶手工工场“大都为临时性质，不利于购置新式设备”，所以，如距武汉很近的羊楼洞的众多砖茶工场，直至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依然还是循守旧法。这也即是说，外国在华企业首先采用的这些近代科学技术，对我国传统茶叶科技的近代发展，实际也无多大影响。所以，即从这二点来说，我们也可以和有必要把外国在我国这些企业的近代茶叶科技，与我国自己茶业和茶叶科技的近代发展相区分开来。那么，我国茶业和茶叶科技，究竟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向近代转化的呢？笼统地说，也即西方在我国传统茶叶科技基础上创建出近代茶叶科学技术并明显显示出其优越以后。
如前所说，鸦片战争以前，外国购买我国茶叶，集中由广州官商办理，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用武力强迫清政府进一步开放，因而使我国茶叶出口和生产，也出现了一个更加巨大的发展。以英国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华茶贸易为例。据马克思统计：１７９３年，英国购买中国的茶叶“还不超过１６１６７３３１磅，然而在１８４５年便达到了５０７１４６５７磅，１８４６年是５７５８４５６１磅，现在（１８５３年）已超过了６０００万磅”。这即是说，在鸦片战争前后半个多世纪中，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至少翻了两番。至咸同年间，我国茶叶出口依旧保持继续递增的势头，据海关统计，１８６６年，我国茶叶输出的总额为１２０万担；１８７２年，茶叶出口增加到了１７０余万担；１８８２年，进一步增加到２０１万担；至１８８６年，四年中更猛增到２２１．７万余担，创造了旧时我国茶叶出口的最高纪录。非常明显，在这之前，我国茶叶出口一年比一年大幅度增长，加之其时英国、荷兰在南亚发展茶叶生产不时从我国购买茶种和延聘茶叶技工去指导，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我国的传统茶业和茶叶科技，自然是不会感到其不足和需要改革的。所以，在此之前，明确说在１８８６年以前，我国是不会提出要改革我国传统茶业和茶叶技术的。
事实也是如此，１８８７年起，我国传统茶业和茶叶科技，在西方茶叶生产和近代茶叶科技尚未发展起来以前，犹如回光返照，急剧上升到了顶点。但是，当西方茶叶生产和近代茶叶生产科学技术建立发展起来以后，与我国传统茶业和茶叶科技一比较、碰撞，我国传统茶业就急转直下，由发展的顶峰，坠落到衰败的低谷。这一点，我们从１８８７年以后我国茶叶出口锐减的情况中也可找到说明。１８８６年，我国茶叶出口为２２１．７万担，１８８７年即降为２１５．２万担；至１８９１年，减为１７５万担；１９０１年，又从１８９７年的１５３．２万担，一下跌落到１１５．７万担。从１８８６至１９０１年的１５年中，我国茶叶出口锐减了１０６万担，减少５２％还多。同光年间我国茶叶出口的这一起落，在我国茶业和茶叶生产上，就出现了一个先是一哄而上，盲目发展，接着又一风而散的曲折，使我国茶业蒙受了极其惨重的损失。以福建大田和广东南海二县的变化为例。据民国《大田县志》记载，“大田茶叶，原为生产大宗，在三十都各处，多茶山，每年采做乌龙、小种红茶，售额可达万余金。自清季以来，省中茶价跌落，茶商多亏折，兼之时局影响，以致商家无敢采办，而各处茶山亦因之荒废。”宣统《南海县志》也说：“茶叶以前为出口货大宗，现在出口之数，历年递减，光绪十八年出口尚有六万五千担，至二十八年，出口不过二万四千担，盖西人多向锡兰、印度购茶，以其价廉也。前后仅距十年，销数之锐减已如是，中国茶业之失败，亦大略可睹也。”从这里也可看出，我国茶业走上近代改革这一步，并不是一件自觉和愉悦的事情，实质上是一种失败后的痛苦求进。
上面我们提到，我国茶业和茶叶科技的近代发展，是１８８７年以后的事情。后到什么时候呢？１８８７年是１８８６年前连年递增的头一年下跌，总要连跌几年以后，才会看出和证明确实是衰落，再由衰落进一步提出改革或振兴。所以，明确地说，我国茶业和茶叶科技的近代改革，当是上一世纪９０年代，而且主要是９０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
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不同阶级，各派势力，以不同方式反对外国侵略、反对朝政腐败，要求社会变革，要求学习外国技能等革命和爱国意识最为高涨的时期。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对我国改革和科技发展最有影响的，主要是洋务和维新两派和附属或游离于这两派之间的知识分子。其中尤以洋务派为最力。如１８９４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减少两湖茶商亏累，就直接进行过运输红茶至俄试销的努力。至于维新派，戊戌变法虽只百日就夭折了，但其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许多主张，如要求“振兴商务、农务、工业，奖励工艺创新，开矿筑路”；“改革科举制度，设立学校，设立译书局，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和派人出国留学”等等，还是符合社会需要在后来以至民元以后仍继续奉行。为了吸引和争取更多的士人参与、支持洋务及维新，两派特别是维新派在北京、上海、湖南、天津等地成立和创办了很多学会及报刊。它们传播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也带来了很多近代科学技术的信息。这些说明，在１９世纪末的近代改革大潮中，那些具有爱国和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实际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和影响。这里还需补充说一点的是，当时茶业在全国还没有学会和专门的科技人员，其改革和近代茶叶科技的介绍，主要隶属于农学会和由《农学报》刊载的。
上面这些情况，也即是说我国茶业由极盛一下坠入衰落的低谷，不是在别的什么时候，而正是在洋务派自强求富，维新派要求保护资本主义发展和农学界宣传“务本兴农”的高潮之际。所以，我国茶业的骤然败落，不但成为洋务、维新和务农知识分子用来说明他们主张或宣传改革的现实最好理由，而且也是他们用来标榜和实现自己改革和希望的最好出发点。
不妨随便举例来说。如当时任户部员外郎被维新派推选为“强学会”会长的陈炽，其在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条陈茶政”的奏折中就提出，“中国茶务昔盛今衰，其故有三”：一则是印度、日本仿种太多，一则是洋商之抑勒太甚，一则是山户和商人互相忌嫉、抬价，以致使茶务“江河日下”，补救无从。严格说，陈炽分析我国茶业昔盛今衰的这三点理由，并无抓住根本；但其后面提出的“补救”四法，却代表了当时社会上不少维新者的看法。其补救第一法是“参用机器”，克服人工炒焙不匀的缺点；二是准设小轮，江西、湖南需经鄱阳、洞庭之茶，可不受风雨之阻而免遭西商抑勒；三为设立公栈，茶货不单独而是集中和外商议价，变由洋商为“由吾操纵”；四曰暂减厘捐，印度茶叶便宜，是因为税轻。这也是清朝政府关于我国茶业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和怎样改革的早期文献之一。
洋务派对茶业改革的关注，也以张之洞为例。１８９８年，张之洞在《饬江汉关税务司设立厂所整顿茶务札》中，对其振兴茶业的观点，表述得也很清楚。他说，要整顿茶务，挽回茶利，关键是要抓住“栽种必明化学，焙制又须机器”这两点。要做到这两点，“非合各富商之力，纠股设厂，延请洋人督率教导”。这一点，张之洞把茶业的“洋务”，实际变成了“洋人之务”。他对江汉关税司的穆和德十分赏识，称他“于茶务目击情形，深明利弊，极愿为中国茶务谋补救之术”。因为这样，所以张之洞把湖广“筹划种茶制茶之良法，在汉口或产茶地方设立厂所”等振兴茶业的大权，全部交给了江汉关税务司，要他们寻访明理茶商，“商集股分，以及如何购机制茶，以成佳茗；购地试种，以期推广；并延请洋人，酌雇印度工人”等事务，都交给了穆和德。张之洞此文，不是纸上说说，规定“札到”，就要立即“按照上项札行事理”。是实实在在推行茶务改革的。至于农学会对振兴茶业的重视，可从《农学报》刊文的情况也多少看出一点。《农学报》发刊词中提到的该刊内容“门目”，有农理、动植物学、树艺、畜牧、林材、渔务、制造（如酒糖酪罽之类）、化料、农器和博议十类；茶只是其中“树艺”中的一种作物。可是，我们查阅１８９７—１８９８这二年的《农学报》后发现，在每期薄薄的一二十页文字中，有关茶叶的奏折文札、茶事报道和国外科技，期期多有，其内容超过蚕桑、树艺和畜牧，占居最大篇幅。那么，当时我国有关方面，为什么对我国茶业和茶叶科技的近代改革这样重视呢？显然，这绝不是因为茶树栽培面积大或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等原因，而主要是因为其长期来一直是我国重要出口物资所决定的。
从上面例子可以清楚看出，我国茶业和茶叶科技的近代发展，不但一开始就和我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务农会的农业改革相联系和结合，而且实际也成为这些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或重点。因为这样，所以我国茶业和茶叶科技的近代改革，就不但带有某些洋务和维新派的特点与观点，而且大体上也采取了与我国农业近代发展基本相应的路子和方法。具体来说，如梁启超为《农学报》写的发刊序中所讲：其路子就是“近师日本，以考其变通之所由；远摭欧墨（美），以得其立法之所目。”说明确些，也就是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和学习欧美的科学和技能。这一点，在《农学报》的内容中，也反映得很明显。其编辑部有懂日文和英语的编辑各一名，译文栏目也分“东（洋）报”和“西报”二栏，每期日本和四方报刊译文的字数也大体相近。在日本译文中，对明治维新的经验，尤为重视。
如光绪二十六年，《农学报》的主要编辑罗振玉，还特地编写了《日本农政维新记》一文，以大事记的形式，详细介绍了明治维新三十年来日本在农业改革方面的主要活动和具体经验。《农学报》刊登《日本农政维新记》，也是针对其时我国关于农业包括茶业改革的意见和建议众说纷纭、各执一词的实际而发的。在上面提过的张之洞和陈炽的看法就不一致。陈炽提出振兴的四法是使用机器、添置轮船、设立茶栈和减少茶税；张之洞的茶业发展，只提运用化学栽种和机器制茶二条。
《农学报》编辑部的意见，也是二点，其称中国茶利日替，其故有二：“一由于华商资本太薄，不能久持待价，至堕西商算中；一由于中华焙制不合西人口味。”如何挽回呢？他们提出，一是厚其资本，一是改用机器焙制这样二条。愈说愈玄，浙江瑞安有人在一份条陈中说得更简单：“纲者何？设公司以揽茶务是也；”认为只要成立了公司，一切问题就可解决了。总之，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我国上下各地，围绕茶业发展，确实提出了不少的方案和意见。但是，实际情况又怎样呢？这犹如英人在报上讽笑的那样：所“进变通新法之说虽众，皆如马耳之射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