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是我国两宋时在北方所建立的和宋前后对峙的两个政权。辽的范围，主要占居我国北方燕、云十六州的长城以北的广大区域。其五京中：东京为今辽宁辽阳市，西京为今山西大同市，南京即今北京市，上京约在今内蒙昭盟巴林左翼旗附近，中京位今昭盟宁城县。北宋初年，在宋太宗时，曾二次出兵攻辽，企图收复长城一带辽国占地，结果二战皆败，自此辽骑也经常越界南侵，劫掠骚扰，威胁着北宋的边境。公元１００４年，辽统治者亲率大军南下，一直打到黄河边，宋、辽军队在澶州（今河南濮阳）相持时，宋真宗为急于实现停战，接受了辽方提出的每年交纳银１０万两、绢２０万匹的撤军条件，这就是所谓“澶渊之盟”。辽宋订盟以后，宋辽之间也大体保持了一个世纪比较安宁的边界。金是女真人夺辽以后继辽与宋对峙的政权。女真人原居松花江流域，唐初时建渤海国，五代时为契丹人所灭以后，其黑水部转属契丹并改名为女真。１２世纪初，完颜部首领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于１１１５年建立“金国”；１１２５年金灭辽以后，金人就开始了与宋争夺中原的斗争。１１２７年，金人攻陷汴京，虏徽、钦二宗，北宋政权也随之灭亡。１１２９年，金兵主将兀术再次率兵南侵，渡黄河后经徐州泗川直逼扬州，宋高宗仓惶出逃，金兵穷追３００里，一直打到杭州、越州（今绍兴）和明州（今宁波）一线，把宋高宗等王室权臣赶入海中，其时以至后来，只是中原人民不断掀起反金斗争，才使宋高宗又回到临安，从而重新出现了一个金、宋南北对峙的局面。前面四节，我们都是讲的宋和南方的茶业情况，北方辽金的茶事、茶政情况又怎样呢？下面我们用不长的篇幅附作一说。
契丹人建辽之前是否饮茶？文献中未见反映，但是，在辽国的有些地区，至少南京、西京和燕、云十六州一带的原来汉人居住区，饮茶是在中唐时便转相仿效，形成风俗了。至于契丹人，则至迟在五代时就已有饮茶的习惯，据称早在南唐时，契丹就有驱“羊三万口、马二万匹”至南唐“价市罗绮、茶药”的记载。入宋以后，特别是澶渊订盟的百年对峙时期，北宋政府在边界上设立了不少专与辽国通商的“榷场”，宋人以茶叶（包括茶具）、盐、铁、丝绸和各种器物，来换取契丹的牲畜、毛皮等土产。在这一长期交易中，输辽宋货，尤以茶叶为大宗。这即是说，在北宋时，由于我国南方茶叶能源源不断运销辽境，所以在广袤的辽国北土上，饮茶和茶叶文化，也明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这一点，近年在河北宣化下八里村发掘辽代墓群时发现的多幅茶事壁画，就颇能说明问题。
在宣化下八里村６、７和１０号辽代墓壁画中，其画面都有茶具或与茶事有关，过去报刊对此称之为“茶道图”。这里插说一句，关于把这些壁画名之为“茶道图”，似可斟酌。以大家报道和研究较多的７号墓中的壁画为例，实际是一群孩童到书房和茶室的戏闹图；既无内蒙赤峰沙子山元代墓葬壁画那样烹煮、冲点过程，也不见主人会客品饮的场面，恰恰是仅有茶和茶具并未展示或体现饮茶之道的一幅图画。笔者认为这与其说是“茶道”，不如称之为“茶寮”或“茶室”图为好。从所附７号墓东壁这张壁画的画面来说，我归纳为“三一、二”：即一套食盒，一套茶具，二张桌子，一圈人。画的中间，是桌子、食盒、茶具和站在其间的一位年轻主妇。在画面外围的７个男女孩童（四汉三契丹装束）分成二组，右面三个孩子为一组，一个稍大些的男孩跪在地上，肩上站着一个正在从挂篮里“偷取”桃子的女孩，附近另站着一个弯着腰用衣襟仰接女孩抛下的桃子的男童。左上角的四个孩子，见大人的突然来临，害怕地相偎躲在食盒后面的桌旁，既想躲避一场责骂，又不忍离开那衣兜里的已经到手的几只桃子。下面再讲讲物的摆设。在一叠盖放好的食盒后面，相邻放着二张桌子。一张桌上放有几本书籍和几件文房四宝；另一张桌上放的是饮食器，有６只白瓷碗、４只白瓷碟、１只白瓷托和１把执壶及果盒等。在食盒和桌子右边地上，一排放有茶碾、茶盘和茶炉三组茶具。茶碾有碾槽和碾轴二个组件；茶盘中放有曲柄锯、茶刷和饼茶各一；茶炉则分炉座和炉身二层，另外上面还置有一把银执壶。
那么，上面图中这些器物，又能向我们说明些什么情况呢？其一是前面已提到，根据此屋陈设，既不是卧室，也不象一般的书房，而当是接待来宾或专门饮茶的客厅和茶寮。第二，由食盒、果盒、茶盘和茶炉的施漆和造型等情况来看，这些辽国地区的殷富之家，不但茶叶、茶具来自南方，其饮茶的礼俗，也大致达到与南国相仿的程度。很明显，客厅或茶寮中设置的食盒，除存放各色茶叶和茶食以外，当还有一些点茶用的配料和药物。这就犹如北宋时朱凇镀贾菘商浮分兴担骸敖袷浪?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汤取药材甘香者屑之，或温或凉，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先公使辽，辽人相见，其俗先点汤、后点茶，至饮食亦先水饮，然后品味以进。”①在唐宋的文献中，常见“茶药”和“茶汤”联用，这显然是以茶、汤待客礼俗俗语的一种反映。辽国先汤后茶，这和南方有些地方待客的风俗正好相反；但这正如朱方流传辽国的。第三，这时辽国不仅形成了与宋土基本相近的饮茶习俗和茶叶文化内涵，而且在茶文化的地区化、民族化方面，也已取得了不少进步和发展。如图中所出土的白色瓷碗和瓷托之类，就和南方特别是建瓯一带崇尚黑盏的风气不同，这些瓷器，很可能是定窑、磁窑和辽境内各窑所生产的。其次，其碎茶用具有锯不用锤，这可能是适于游牧需要的一种适应性改革。再是“辽墓壁画中煮汤器不用金属制的，而用银铜执壶直接煨于炉口之上，这一点和中原不同，可能受了游牧民族用银、铜壶煮奶茶的影响有关。”②由上面几点，我们对辽时我国北方饮茶和茶叶文化的概况，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二点结论：即辽国至迟到辽国后期，不但燕云十六州农区的汉族和契丹人具有了和南方相差不多的饮茶习俗和文化；就是留居在塞北广大草原游牧的契丹牧民，也已形成了适合自己的饮茶方式和文化内容。
宋代我国茶业发展的形势，犹如南宋时《铁围山丛谈》所载：“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祐陵时，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①“祐陵”不是年号，大致系指宋哲宗和徽宗之交的这段时间。这也即是说，我国对茶的崇尚，是盛于宋，而尤以宋徽宗接位前后，达到了最高潮，另外，辽国的南疆只到燕云长城一线，金国南进不只占有中原，一度还握有淮北若干茶叶产区。根据这二点，照理北方在金人统治时期，茶叶饮用较辽应该还要发展。但是，事实不然。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此时南宋虽只有半壁江山，但我国经济重心已经移到南方，在农业上，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圩田的大量兴修，不但增加了耕地面积，也较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再是这些棉花也由两广和福建开始慢慢传到长江流域，在农业发展的同时，手工业、商品经济也有进一步发展，所以在南宋时，特别在一些城市，出现了表面的繁荣。如京城临安，迅速发展为有３９万户、１００多万人口的消费城市。所以，南方饮茶和茶业的持续发展，是有其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北方则不然，因为金人进兵中原的过程，本身就是对广大黄河流域的一次摧残和破坏过程，在金兵占领的有些区域，史书中往往形容为“荆榛千里”的荒凉之境。留在中原的汉人，由于金国统治者硬性把“猛安、谋克”（女真族军户）派到各地监视、治理大家，这些军户自己不劳动，强迫农民为他们耕种。在一些城市如中都（今北京）附近，金国统治者甚至圈占民田当牧场或猎场；再是运用滥发纸币的手段来进一步进行掠夺，结果，使物价不断上涨，人民损失无法估计。因为这种糟糕的经济，所以金国在茶的饮用上，尽管明知是一种倒退，但也不能不取“禁”的姿态。
据《金史·食货志》记载，金人的茶叶供应，“自宋人岁供之外，皆贸易于宋界之榷场。世宗大定十六年（１１７６），以多私贩，乃更定香茶罪赏格”①。这即是说，金初，其茶叶来源，一是宋政府的输纳，二和辽国一样，主要通过榷场的民间贸易，至大定十六年起，由于金政府感到有点承受不了南方茶叶的大量涌入，就对这种榷场茶叶贸易，提出一些限制和规定。一方面对南茶北销加以限制，另一方面，金人如在泰和元年（１２０１）二月，“去造土茶律”②，在其统治的范围内，对凡可以栽培和制茶的地方，又大力提倡生产茶叶。如金人在泰和“四年三月，于淄（今山东淄川）、密（今山东诸城）、宁（辽宁州在今辽宁境内，金密州不详，很可能在鲁南或豫南）、海（今江苏连云港）蔡州（今河南汝南），各置一坊造新茶。依南方例，每斤为袋，直六百文，以商旅卒未贩运。命山东河北四路转运司，以各路户口均其袋数，付各司县鬻之。”不但金地新建茶坊生产的茶叶，通过行政渠道实行包销，而且皇帝也亲自尝试和加以提倡。
据记载，是年章宗谓“宰臣曰，朕尝新茶，味虽不嘉，亦岂不可食也，比令近侍察之”③。不过，由于新设的这些茶坊，作伪严重，第二年曾一度“罢造茶之坊”。不过，金章宗也随即传谕：“今虽不造茶，其勿伐其树”，关且在泰和六年，“河南茶树槁者，命补植之”；这些都说明金统治者面对社会对茶的迫切需要，确实也想出了不少对策。但上述措施，还是远远不能满足北方饮茶的需要，这就不得不使金人由限制茶叶输入，进一步提出禁止百姓饮茶的问题。
《章宗本纪》称，泰和六年“初定茶禁”，七年春正月，“有司奏更定茶禁”。金人禁茶，主要在章宗完颜璟和宣宗完颜殉这段时间。据记载，在泰和六年十一月，尚书省上奏说：“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比岁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属之物也，若不禁，恐耕财弥甚。”这样，完颜璟才正式下令：“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不应留者，以斤两立罪赏。”宣宗时，茶叶走私的情况更严重，于是在元光二年（１２２３）三月，又一次发布茶禁①。“省臣以国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