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是中国人的发现，瓷是中国人的发明，陶器的制作起源早于茶的发现，而茶的发现早于瓷的发明。茶文化与陶瓷文化都是中华文明的精髓。茶与陶瓷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
古籍记载“神农耕而作陶”。作为中华陶神的神农氏，尝百草时遇毒，就用茶叶解毒。《神农百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时遇七十二毒，得荼（荼即指茶）而解”。
茶早期为药用，约在秦汉之际开始作为饮料用。为饮茶而配备专门的茶具则始于西汉，当时茶主要是供给王公贵族享用。此时的茶具多为铜、玉、陶制。到了六朝，江南各地大量种植茶树，饮茶之风渐盛，茶叶遍及各地，进入寻常百姓之家，成了官民共享，雅俗共赏之饮品。庶民作清心解渴用，达官贵人作标榜高洁、俭朴用，僧道作修身养性之用，文人墨客作附庸风雅用，茶文化逐步形成。
东汉晚期，浙江地区的陶瓷工艺发展很快，浙江越窑已开始制作瓷胎致密、釉层较厚而且光润美观的青瓷，青釉盏与盏托有了大量的生产。至唐代，我国文化极为发达，由于禁用铜器和生活需要，陶瓷制造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瓷器的使用已很普遍。并且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唐朝茶圣陆羽的《茶经》中赞美邢窑（河北省境内）白瓷“类银似雪”，又推越窑青瓷为第一。随着禅教在北方的盛行，饮茶习惯逐渐传入北方地区。陆羽《茶经》中专门有关于茶具的论述，其中卷四之器记录了王公豪门品茶用的二十四种器具。“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阙一，则茶废矣”足见王公贵族对茶器之讲究，又曰“碗越州上，鼎州次……越瓷类玉……越瓷青而茶色绿”并对当时陶瓷茶具做出了评价，指出饮茶用的茶碗浙江越州青瓷最好。唐代诗人皮日休有诗曰“邢人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陶瓷茶具釉色温润，显茶色，不烫手的优点使之深受欢迎。
唐朝饮茶之风的风靡也促进了陶瓷茶具的发展，唐朝的一盏一托为一套，器型有海棠式、莲花瓣式、荷叶式等等，甚为讲究。
到了宋代，“斗茶”在统治阶级和文人士大夫阶层中广为流行。“先斗色，再斗汤。”“斗茶”以茶色白为上品，能不能取胜，茶盏非常重要。茶盏黑而显茶色白，黑白分明，宜于“斗茶”。福建建窑的建盏、兔毫盏、鹧鸪斑、雨点釉均为上品。
明清以后，制瓷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从明代起，景德镇成为“天下窑器所聚”的制瓷中心。永乐、宣德、成化时期的青花清新秀丽，瓷器制品发展到了“薄如纸、白如玉、声如磬、明如镜”的程度。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的五彩、粉彩，器型美观大方，工艺精湛，装饰效果极佳。其茶壶、茶盏、茶托、茶盘、盖碗，造型极为丰富。明成化年间生产的黄葵花茶杯“釉色嫩黄，如初放葵花之色，外黄内白，宜乎酌茗，余弘治一窑器皿多矣，要之无过于此杯佳者”。明代，饮茶风尚与宋代截然不同，对陶瓷茶具的选用自然不同，宋代饮的是碾茶，即把一种半发酵的膏饼茶碾成细末，然后用初沸的水点注，茶汤表面浮起一层白沫，这种白色的茶当然是用黑色的茶盏最为适宜，最适合斗茶。而明代饮的是芽茶，饮法同今天大体相同，芽茶冲后为绿色，自然以白色茶盏最为相宜。许次纾《茶疏》：“茶瓯古取定窑兔毛花者，亦斗碾茶用之宜耳。其在今日，纯白为佳，兼贵于小，定窑最贵，不易得矣。”张源《茶录》：“茶瓯以白磁为上，蓝者次。”
在明清饮茶史上与景德镇陶瓷茶具并驾齐驱的是江苏宜兴的紫砂陶茶具，《闲情偶记》中说：“茗注莫妙于砂壶，砂壶之精者又莫过于阳羡”。阳羡的紫砂壶最好，并赢得了“世间茶具称为首”的盛誉。明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中云：“近一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紫砂茶具“能发真茶之色、香、味”。对于陶瓷茶具，明清后一改宋代只重盏，不重壶的情况，加之制瓷业的极大发展，茶具的材质、造型及装饰手法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饮茶由盏进而用壶。使用茶壶可以弥补盏茶易冷和落尘的缺点，是一大进步。明清时代，著名的茶壶有明代供春砂壶、康熙五彩竹花壶、乾隆粉彩菊花壶等，茶杯象明代的鸡心杯，直口尖底，形如鸡心，小巧玲珑，持握便当，广为流行。康熙年间，创制了盖碗，康熙豆青釉五彩盖碗、雍正粉彩盖碗皆为当时的佳品。嘉庆年间，创制了一种盖杯，外题茶诗，杯与盖都绘有五彩花饰，甚为美观。
晚清后期，外国列强的入侵，使中国人民饱受战乱之苦，茶与陶瓷业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建国后开始修复战乱之创伤，饮茶业与陶瓷业开始恢复，茶文化与瓷文化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千余年来，饮茶之风有高潮低潮，逢盛世则茶兴、瓷兴。新世纪，我们期盼作为中华文明之精华的陶瓷与茶文化有更大的发展，愿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