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我国茶叶生产大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茶的商品化在当时衣产品中是很具典型的。而且茶学、茶道、茶政、茶文化等开创了历史先河，为后世奠定了基础，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唐代茶叶生产大发展的原因
唐代是我国封建让会的鼎盛时期。唐代对各种思想、各族文化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方针，儒、释、道都比较发达，他们一致赏识茶性高洁清雅，赞茶为瑞草魁、琼蕊浆，认为品茗有助于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增添乐趣，甚至羽化成仙。唐代大兴宗教，广建寺院，僧侣深居山林，自然环境优越，广种茶树，名山出名茶。除满足自身供佛、坐禅、赠施主、待香客外，还投入市场，为寺院积累资金，所以他们为饮茶习俗的传播与普及起了积极作用。安禄山反唐，北方遭到严重破坏，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的南方各地得到开发。在垦荒造田的同时，茶树种植面积逐步扩大，成为山区主要的经济作物。由于安史之乱，人们背井离乡，田园荒芜，生产下降。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因限制沽酒，对酒课以重税，一斗酒价约三百文，可买六斤茶，诗人社甫有诗云：“街头酒价常苦贵”，于是嗜酒者转向饮茶，文人墨客大兴以茶代酒之风，把初唐盛行的酒宴，革新为俭朴典雅的茶宴、茶会，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风气，在各阶层中广为流传，茶的社会销售量日益增大，刺激了生产的发展。
宫廷倡导，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他们酒池肉林，淫声欢饮。茶自然成为理想的饮料。宫廷常设茶宴：“又赐饮于曲水，蹈午跼地，欢呼动天。况妓乐选于内坊，茶果出于中库，荣降天上，宠惊人间。”并以茶赐近巨，中央机关饮茶已很盛行，“御史台三院…兵察常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王建也有“天子下廉亲考试，官人手里过茶汤”的诗句。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出嫁西藏，陪嫁礼品中就有湖南贡茶。1987年在西安法门寺出土的唐代宫廷金银系列茶具，就是僖宗为供奉释迎牟尼佛骨而秘藏于塔下的稀世珍宝。凡此种种史实，可见茶在宫廷的显赫地位了。同时地方官吏也教民种茶，据《新唐书·韦丹传》载：宪宗时韦丹任容州（今广西北流县）刺史“教民耕织，止惰游，兴学校，屯田二十四所，教种茶麦，仁化大行。”政府从政策上鼓励种茶。
陆羽《茶经》问世，对种茶、采茶、造茶、煮茶、饮茶、品茶、茶效、茶德等提出了一整套科学理论和方法，奠定了我国茶学的基础，使“天下益知饮茶矣。”同时我国第三个温暖期出现在隋唐时代（600一800年），8世纪初，梅树植于长安，751年，长安种的柑橘结果。有利的气候因素，也促进了茶叶的大发展。
二、唐代茶叶产区产量和种类
茶叶产区：陆羽《茶经》第八章，专门论述了唐代茶叶产区，他根据自然地理，把产区划分为：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八个道，即八大产区43个州。遍及现在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陕西、河南、贵州、四川等13个省。云南是我国茶树原产地之一，《茶经》未列入。《茶经》所列产茶州只有４３个，未能全面反映事实。笔者根据唐代诗歌、传记等史料，补列杨州、昇州（今属江苏），温州（今属浙江），庐州、池州（今属安徽），饶州、信州（今属江西），封州（今属广东），永州、朗州、岳州、溪州、辰州、沄州（均属今湖南），归州、施州（今属湖北），泽州（今属陕西），燮州、渝州、涪州、资州、嘉州、利州、茂州（今属四川、重庆）等24个产茶州，虽然诗歌，史料中所列的“州”与上述八大产区州的所辖地域范围不同，但足以说明唐代产茶区域之广阔了。
茶叶产量：唐代茶叶产量史无记载。但根据税额、传记、野史等资料推测约为80万担，还有贡茶、私茶、礼品茶未包括在内，其产量可能要大于这个数字。茶叶种类：根据《茶经·六之饮》载有：粗茶、散茶、未茶、饼茶四种。唐代以生产饼茶为主，粗茶、散茶、未茶极少。粗茶可能是采摘粗老经简易制作的一种茶。散茶可能是指炒青茶。刘禹锡贬谪助州（今湖南常德）时所作《西山兰若试茶歌》有“须斯炒成满室香”之句，佐证中唐时期即出现了炒青绿茶。末茶是什么茶？较难理解，因为饼茶也要捣碎碾未才能煮饮。利用水力把饼茶磨碎成为一个品种是宋代的事。陆羽还把饼茶分成八个等级。
关于采茶的季节，据《茶经·三之选》云：“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唐代提倡采摘细嫩的“明前茶”。四月采的茶可能是指气温偏低、季节较晚深山峻岭的野茶。看来只采春茶，不采夏秋茶。但是根据诗词和传记却有采秋茶的。唐代气温偏高，采摘细嫩，有利于茶树保养，少数地方采点秋茶完全是可以的。
唐代的名茶不少，根据唐·李肇《国史补》记载有：“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这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名茶中以四川蒙顶茶为第一，号称“仙茶”。浙江紫笋茶，江苏宜（义）兴的阳羡茶同列第二。这些都属于国家级的名茶，还有很多地方级别的名茶，不胜枚举。茶中珍品，盛极一时。
三、唐代茶园所有制和制茶作坊
唐代茶园所有制有三种：即官茶园、集体所有制茶园或称寺庙茶园，即以寺庙道观为单位由僧尼集体经营的茶园，一般都具一定规模，且制作精良、品质优异，多为名茶，在市场上享有声誉，对寺院经济的膨胀有密切关系。第三种是农村个体经营的茶园，包括士大夫，自耕衣，雇衣经营的茶园。士大夫经营的茶园规模校大，雇工采制，如《太平广记》载：“九陇人（今四川彭县）张守珪，家甚富，有条园在仙居山，每岁采茶人百余辈，男女佣工杂处园中……”这显然是一个颇具规模的茶园。白耕农经营的茶园占绝对支配地位，是商品茶的主要来源，是他们谋生的主要手段。诗人李商隐说，“沪州（今属四川）所管五县百姓……作业多仰于茗茶，务本不同于秀麦”（《全唐文》卷772年）。雇农则没有自己的茶园，租入耕种，以谋生计。陆龟蒙曾隐居顾渚治山，且“置园顾渚洁山下，岁取茶租，自判品第。”《新唐书，隐逸·陆龟蒙传》说明陆氏把茶园祖给农民。雇农租入的茶园以实物（饼茶）向茶园主交纳地祖，剩余的投入市场，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商品，也是一种商业化生产。所以在唐代除了官茶园外，集体和个体两种所有制茶园，却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品化生产，从而促进了茶业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唐代制茶作坊，一股都设在茶山中，目的是便于取薪，选水和制造。皮日休《茶舍》诗云：“阳崖枕自屋，几口嬉嬉活。棚上汲红泉，焙前蒸紫蕨。乃翁研茗后，中妇柏茶歇。相向掩柴扉，清香满山月。”反映了作坊是靠着山崖，全家老少都在欢乐地参加劳动，年青人在蒸茶，老翁在捣茶，妇女在拍茶（装模），月亮出来了，他们还在制作饼茶。描述了晚唐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家庭制茶手工作坊的特征，他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植茶多的自耕农，还雇用有技能的帮工，工资多以饼茶支付。这些制茶作坊，都不是以使用价值出现的。制茶作坊的产品普遍商品化，是茶叶商品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
四、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宏大的官茶圆顾渚贡茶院
随着李唐帝国建国时间的推移，封建统治者的消费欲和奢侈欲不断增长，官工业制度有所发展。皇室宫廷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也为了实施抑商政策，我国古代的贡茶制度，至唐代更臻完善，而且沿袭一千多年之久。
唐代的贡茶制度有商种：一种是官焙制度，即由官府直接专门设立御用焙茶作坊，如顾渚贡茶院。除朝廷指派京官管理外，当地的州官也有监督之责，属双重领导性质。一种是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地方，每年定额上贡。
代宗大历年间，朝廷择定水陆交通便捷，茶叶品质上乘且产量集中，地处江苏宜兴与浙江湖州接壤的顾渚茶区，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官焙茶园。宜兴原产阳羡茶，陆羽推荐为贡品，湖州产紫笋茶，同列贡品。建宫焙后两地所产的茶统称为紫笋茶。
贡茶院规模宏大，人员众多，职责分明，管理严密。有制茶房屋三十余间，还建有仓库。采、制茶多达三万余人。唐代官工业劳动者来源有三：一是奴隶，即选择官奴隶中有技能者分配到官工业从事劳动，所占比例很小。二是征调民间有技能者从事无侩徭役劳动。三是和雇劳动，即政府控制一批专业户，按社会上一般工资水平雇用，名誉上是两相情愿的工资劳动者，析以称为“和雇匠”。贡茶院召雇的劳动力即属于这一类。朝廷对和雇匠较重视，为了防上官吏开苛扣他们的工资，曾三令五申严加防范。
顾渚在代宗大历五年（770年）开始造贡茶院，并于贞元十六年（801年）建成。当时贡茶，“岁有定额，鬻有禁令”，而且贡额不断增加，由几千斤增到一万八千四百斤，并规定第一批新茶要赶上皇宫“清明宴”，其余限四月底全部送到京都长安。春茶采制季节，湖、常两州刺史，要亲临督选。并在顾渚山啄木岑建“境会亭”，共商修贡事宜和鉴评贡茶品质，官员云集，张灯结彩，载歌载舞，盛况空前。如制作不精，运送不及时，是要治罪的。文宗开成三年（838年），湖州刺史裴元，便因“贡不如法”，贡茶制作不精而罢官。
五、唐代农产品中只有茶是典型的商品化生产
在唐代农村自然经济结构中，农业生产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性生产，是一种使用价值的生产，只有茶因为饮用习俗的普及，国内销售量不断增长，市场活跃，而且远销边疆和海外，所以是商品化生产的典型。因而种植逐步形成区域化和专业化生产。安徽祁门县：“邑之编民五干四百余户，其疆境亦不为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十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四川蒙顶茶区，“竟栽茅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江西、浙江、湖北等省也出现类似情况。
茶叶种植区域化、专业化、商品化，促进了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唐代茶商从经营性质可分为官商（即榷茶）和私商。从经营方式可分为行商和坐商。
行商：即私人茶商从产地采购，按章纳税，从南方运往北方长途贩卖。通过行商沟通生产者与消费者、茶山与市场取得联系。茶叶贸易也形成了各自的路线和市场。
由于经营茶叶可获厚利，使一批“商贾以起家”，资本累积增多，成为富商大贾。经营茶叶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联合起来，勾通官府，“相为表里”，挺而走险，武装抢劫财物，作为贩运私茶的资本。晚唐杜牧任湖州刺史时曾上书朝廷云：“凡千万辈，将贩私茶，亦有已聚徒党……所劫商人，皆得异色财物，尽将南渡入山博茶”。说明某些私商求利心切，竞到了不讲道德不择手段坑害群众的地步。
坐商：唐代的商业性质已由古代型向近代型转化，城市出现了固定的市肆，商业不单是贩运而与生产有机结合，并向生产者投资、茶商在“城市都开店铺”或“煎茶卖之”。井出现了中间商人曰“邸店”，即如现在的茶栈，代客堆放、卖茶叶，抽取佣金。还出现了经营批发的茶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出现了官办或私办的原始金融组织曰“飞钱”或曰“便换”，大大方便了茶商流通资金金的汇兑。农村出现了“草市”和“圩市”，犹如当今的集市贸易。杜牧有诗篇描述了浙江长兴茶山草市的情景。
唐代的广州、闽州、扬州和明州（今宁波）是茶叶对外贸易集散地，日本、新罗、印度等国都来华贸易，所有这些新鲜事物的涌现，更加促进了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
六、唐代的茶政
茶政是指行政管理的政策和措施，也可以说是茶叶经营的立怯。我国的税茶、榷茶、贡茶、茶马市制度均始自唐代。从茶法也可以窥视唐代茶叶商品经济的发达了。
初唐执行“去奢省费”勤俭建国的方针，政府全年开支不到三百万，中宗登基之后，渐兴奢侈之风。玄宗后期，政府开支每年竟达一、二千万。赐安禄山宅第，令不限财力，务求壮丽，以上银为厨具。安史之乱，军费开支浩繁，而且藩镇割据，截留中央税赋。致使中唐时期出现了财政危机。到肃宗时，兵灾岁歉，财政更加空虚，到德宗年问，已十分枯竭。而中唐茶叶生产发展很快，购销两旺，“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在这种形势下，李唐帝国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开始制定茶叶经济法规，且历代沿袭下去，成为定制。
税茶：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户部侍郎赵赞为充盈国库，赡济军费，建议竹、木、茶、漆皆征10％的税。当时是作为权宜之计，所以至兴元元年（784年）下令停征。把税茶法规固定下来是贞元九年（793年）正月的事。盐铁使张滂因赋税不足，国用匮乏，在产茶州及交通要塞，委派盐铁度支巡院设置茶场，由主管官吏分三等定价，每十税一，自此税茶在我国历史上宣告正式建立，年得钱40万贯，一律解送中央，由朝廷直接掌握，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支往。州县看到中央征收税茶，他巧立名目，投立关卡，敲诈勒索，对正常的茶叶贩卖破坏性很大。
自武宗起开始禁缉私茶，文宗开成五年（840年）规定：“纳钱决杖之法”：茶农私卖10斤至100斤，纳钱100文，决脊杖20下；至300斤，决脊杖50下，钱如上数。三犯之后，“委本州收管，重动徭役”。商人私贩，从10斤至300斤，决脊杖15下，“其茶并随身物没纳，给纠告及捕捉……送本州收管，使别营生。再犯不同多少，准汝处分，三百斤以上即是恣行凶狡”。宣宗大中（847－859年）年间，盐铁转运使裴休立“茶法十二条”，禁止各州层层设卡，并取缔私茶，保障了合法茶商的利益，使“商旅既安，课利自厚”。但禁令残酷，贩卖三次，每次满三百斤，论死。结帮长途贩运者，不论多少，一律处死。茶农私贩100斤以上，杖脊。犯三次处以重役，毁弃茶园者，以盐法论处，大大强化了茶法。因此“天下税茶倍增贞元矣”。突破年收税80万贯，“盐茶之利溥于丁田”。榷茶：这方面的内容见《榷茶制度》一文。
贡茶：贡茶起源于周武王，但那时只是萌芽状态，仅是部落向王室敬献的礼品，尚未形成制度。唐代贡茶制度有两种，种是官焙制，已如前述，一种是定额上贡制，计有包括紫笋茶在内的十六个州（郡）．这是国家级贡茶，地方官吏也自行制定贡额，中饱私囊，所以其数量当不在少。
贡茶是赤裸裸的掠夺，加重了茶农的负担。其特征是产品直接供朝廷使用，不是商品化生产。它绕过商业流通渠道，缩小了商业经营的范围，是抑商政策的重要支柱，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贡茶制作精良，产品质量优异，这就推动了技术进步。同时对增进地区联谊，发展驿道交通，客观上也起了推动的作用。
马市茶：也起源于唐代。安禄山反唐时，回纥曾两次派兵助唐平乱，为酬谢回纥军援，至德二年（757年）唐送回纥绢二万匹，回纥则赠唐骏马二万匹，换回茶和丝，自销之外，运往中亚地区销售，对回纥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此，我国封建社会确立了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茶马互市政策，宋、明时期也有所发展，成为封建国家一项边陲要政。在唐代，农产品商业化进程并不显著，事实上直接连销国内外市场主要只有丝绸、陶器和茶，所以茶的商业化进程十分典型，商品经济繁荣昌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