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险山恶水之间，绵延盘旋着一条神秘的驿路――茶马古道。
追溯历史，云南与西藏的民族交往源远流长。唐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吐藩在金沙江上架设神川铁桥，加强了与南诏的联系，也便利了两岸交通。后至北宋神宗时期，因与北方异族连年发生战争，朝廷在西南边关设市，以茶交换马匹。生息于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古代藏族饮食以牛羊肉及乳类为主，茶叶因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已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必需品。而云南是茶科植物的家乡，“滇茶”闻名中外。一地产茶，一地需茶，促成茶马交换路线不断向藏区延伸，茶马互市成为汉藏之间的一件大事，茶马古道遂具刍型。明、清两代，茶马互市有了空前的发展。据载，仅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6年)滇茶销西藏就达3万担。更值得一提的是，此时马匹交易日益兴旺，滇西各地形成了不少以买卖骡马为主的盛会，届时四面八方各种民族云集，骡马的成交数量千匹甚至上万匹。骡马交流会久盛不衰，如丽江九月会、剑川七月会、泻源渔潭会、鹤庆松桂会等，大理三月街更是骤马交流会的重头戏。骡马交易促进了马帮运输业的发展，作为物资运输的主要工具，马匹的使用已远远超出了军事的范围。茶马古道上不知有多少马帮长年累月来回穿梭，马蹄的印痕越踏越深，串铃的声响也越传越远。及至民国，“普(洱)思(茅)边沿的产茶区域，常见康藏及中甸、阿墩子(今德钦〉的商人往来如梭，每年贸易总额不下数百万元之巨。”(见《云南边地问题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封锁了我国沿海交通，滇缅公路亦被切断，茶马古道一时呈现繁忙景象。比如当时仅有几百户人家的德钦县城，每日马队如织，蹄声铃声交作，吞吐货物不下千驮。
茶马古道上有了“马帮”这种特殊的载体，使这条商道逐渐变成了联系沿途各地、经济、文化的纽带，马帮，以其独特的运作方式和不断丰富的内涵，形成了滇西乃至云南独有的“马帮文化”。
茶马古道的主要线路有两条，一条从云南的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一带)出发，经大理、丽江、中甸、德钦到西藏的邦达、察隅或昌都、洛隆、林芝、拉萨，再经由江孜、亚东分别到达缅甸、尼泊尔、印度；另一条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在这两条主线沿途，还有无数条支线蛛网般密布在各个角落，将滇、藏、川“大三角”区域联络在一起。
茶马古道上的马帮，多由四川、云南按地域组成。云南进藏的马帮，产生在滇西各县．大理白族人组成的称“喜洲帮”，因赶马人以喜洲为主；鹤庆白族、汉族组成的称“鹤庆帮”；腾冲汉人组成的称“腾冲帮”，丽江纳西人组成的称“丽江帮”；中甸、德钦藏族组成的称“古宗帮”，巍山、宾川回族人组成的“回族帮”等等。随着运载货物品种的增加，出现了专门驮运某种货物的马帮，有的马帮即以货物命名，“盐业帮”“糖业帮”等。西藏和平解放之初，滇西各县还临时组织“支前马帮”“援藏马帮”，以大队为建制，由县人民委派干部担任大队长，带领马帮进藏。后来，随着西藏局势的稳定，青藏、川藏、滇藏公路等相继通车，马帮运输才逐渐由汽车运输替代，马帮这种由民间自发组织的运输集体也才逐渐消失。
滇西马帮除了上述统称，还有各自的帮名。帮名一般以姓氏为标志写在帮旗上。由于马帮多系商业性营运，都有自己在各地的东家。如鹤庆帮专为张家在西藏、印度开设的商号“恒盛公”服务，古宗帮则听命于中甸马家的“铸记商号”。商业马帮的规模庞大，一般都在百匹以上，有的多达四、五百匹．还有一种临时性“散帮”，又称“拼伙帮”，由有零散骡马的人家联合而成，开展短途季节性运输，马匹数最有限，一般不逾百匹。
俗话说：“行船走马三分命”，旧时边疆匪患迭起，天灾不断，加之路途艰难，在长达数千公里的跋涉中，随时会遇到危险。为此，马帮在运行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严密完整的组织管理制度，全体成员按分工有不同的职业身份：大锅头一人，总管内务及途中遇到的重大事宜，多由能通晓多种民族语言的人担任；二锅头一人，负责帐务，为大锅头助理；伙头一人，管理伙食，亦行使内部惩处事宜；哨头二至六人，担任保镖及押运；岐头一人，为人畜医生；伙首三至五入，即马帮的“分队工”；群头若干人，即“小组长”；么锅一人，即联络员，对外疏通匪盗关系，对内是消灾解难的巫师；伙计若干人，即赶马人，每人负责骡马1至3匹不等。，在人员庞大的马帮里，有的还设置“总锅头”一人，管理全盘事宜，实为东家代理人。马帮成员分工详细，奖惩严格，但不象其他行业有过分的特权和等级界限，长时间的野外艰苦生活，炼就了人们团结友爱、坦诚豁达的性格。马帮，堪称“桃园结义”的群体，平时互相亦以弟兄相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