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自牧《梦粱录》说：“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随着饮茶之风的盛行，宋代的茶馆也开始兴盛起来，几乎各大小城镇都有茶肆，而且逐渐脱离酒楼、饭店，开始独立经营。考察宋代茶馆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南北宋在我国历史上一直处在积贫积弱的情势下，外交上十分软弱。受这种环境的影响，封建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有一种压抑感。而两宋时期，封建文人的待遇非常优厚，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两宋文人已经没有了奋发昂扬的精神，从对外部事业的追求转而寻求个人生活的精致。同时，由于农村耕地的扩大和农作物单位产量的提高，许多人脱离了农业生产，从事文化活动，知识分子人数激增。据《宋史・选举志一》记载，从宋代开国到嘉佑的百余年间(1056―1063年)，京城等待科举考试的读书人每年就有六七千。苏轼在《谢范舍人启》一文中说，到宋天圣(1023―1032年)以后，蜀中“释耒耜而执笔砚者，十室而九。”话虽然有些夸张，但也说明当时知识分子人数之多。蜀中自古就是产茶之地，饮茶也早于中原各地，这些人进京，对饮茶的盛行不可能没有影响。面对人数如此之多的文人，北宋王朝对他们的待遇也是优厚的。除了优厚的俸给之外，文官离职时还可以宫观使的名义支取半俸，而武官则不能。宋太祖曾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其实，不只宰相，就是主兵的枢密使、理财的三司使，下至州郡长官，也几乎都是文人担任。但是，正是由于有着极高的政治地位，宋代文人容易脱离人民群众，习惯于书斋生活，追求幽静、平淡、冲和，精神和物质生活倾向纤弱、精致，而饮茶恰恰具备了这一特点。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文人的饮茶成为下层百姓模仿的对象，对饮茶向市井的普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次，据吴旭霞《茶馆闲情》，宋代的茶叶种植已十分广泛，不但产量大为增加，而且制茶的技术也迅速提高，出现了许多名茶。当时，淮南、江南、荆湖、福建诸路，都有不少州郡以产茶出名，由这些地区每年输送与北宋政府茶专卖机构的共为一千四五百万斤；而淮南的产茶地则是官自置场，督课园户茶民采制，其岁人数量尚不包括在这个数字之内小I陕路所产的茶，政府虽不许出境销售，但产量也很多。随着产量的增加，制茶技术也有了质的飞跃，而贡茶加工技术的进步，也促进了茶产新品的不断涌现。宋徽宗《大观茶论》称：“岁修建溪之贡，龙团风饼，名冠天下。”继龙凤茶之后，仁宗时蔡襄又创造出小龙团。大观年间，又创制出了三色细芽(即御苑玉芽、万寿龙芽、无比寿芽)及试新铸、贡新铸。在各色茶中，据《宋史・食货志净、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汐、宋代熊蕃式宣和北苑贡茶录净和宋代赵汝砺等记载，宋代名茶大约有90多种。茶叶产量的增加，名茶新品的出现，为饮茶之风的盛行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第三，宋代的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也比唐代有了更大的发展。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在北宋时期，南北各地的农村中，已出现了定期的集市――草市、墟市，或统称为坊场。苏轼有诗句说：“籴米买束薪，百物资之市。”可见市集已很普遍，也可见市集交易在当时各地居民的经济生活中也占有相当的地位。在当时北宋首都开封城内的街巷当中，随处可见商铺邸店和酒楼饭馆之类，繁华的夜市也早已在开封出现。
当时的洛阳、扬州、成都等大城市，其情况也和开封相仿佛。唐代的长安和洛阳城内，坊巷只是住宅区，黄昏后坊门锁闭，禁止夜行；商店郡集中在市里，所有的交易都只能在市里进行，而且只能在白天进行。北宋的各大城市中，既突破了坊和市的界限，也突破了白天和夜晚的界限，这说明，北宋时期的城市经济较之唐代，确实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最后，就是市民阶层的兴起对宋代茶馆的兴盛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两宋城市人口较多，来源也非常复杂。除了大量的商人、手工业者、挑夫、小贩之外，还有很多落魄文人、僧人、妓女等，数量也不小。众所周知，宋代官僚机构臃肿，官员、吏卒充斥大小衙门，这部分人也不少。此外，北宋王朝在军事部署上一反历代统一王朝的做法，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把大部分军队住屯在国内冲要地区，专力防范农民的反抗。为了防止农民迫于饥寒，铤而走险，北宋王朝每当荒年还大量招募饥民来当兵，从而使军队的数额不断扩大。这些人口都涌人城市，他们自然需要一个能够满足他们住宿、饮食、娱乐、交流信息的活动场所，茶馆等服务性设施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