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茶文化的发源地，在明以前的文献中，包括茶圣陆羽的《茶经》，都无人提及过。直到清代初年，在顾炎武的《日知录》中，才明确提出这样一种看法：“槚之苦荼，不见于《诗》、《礼》。而王褒《僮约》称：‘武都（阳）买荼’；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称：‘芳荼冠六清’；孙楚诗称：‘薑桂荼荈出巴蜀’；……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秦人取蜀，是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把顾炎武这段话的意思说明确些，就是他认为茗饮之事，是始于[战国]中期的“蜀”地。毋须专门再说，这里就饮茶或茶业起源“蜀”地这点，展开一说。
一、饮茶业茶初兴于巴
关于顾炎武茗饮始于“蜀”之说，现在学术界基本没有不同的看法，只是这“蜀”指成都周围的西蜀还是泛指整个四川？有的人称“秦人取蜀”，是指古代蜀国的地域；有的人称，顾炎武这里引了孙楚的《出歌》，“薑桂荼荈出巴蜀”，他们说的蜀地，当也包括巴，是巴蜀的统治。笔者也持后一种观点。因为顾炎武学识非常渊博，对国家典古、郡邑掌故、天文地理、经史百家、音韵训诂等等，研究尤深。四川地名的演变，在《禹贡》中最初称为梁州。[春秋][战国]时，居住在西部的蜀人，以成都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奴隶制的小国──蜀国；居住在东部的巴人，也以重庆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巴国，在原梁州的地域上，形成巴蜀两个国家。秦灭巴蜀以后，后来施行郡县制时，在巴蜀两国基础上，改为巴、蜀两郡。史籍中的称“东巴西蜀”，即是由此而来的。[汉代]初年，除巴郡外，主要从蜀郡北部，又划出一个广汉郡；在汉武帝年间，于今川西和川南一带，更新增了犍为、沈黎、汶山、牂柯和越嶲五郡，与巴、蜀等统属益州。[三国]时属蜀；至于四川，是宋以后形成的名字。咸丰四年（1001年），“分置益、梓、利、夔四路，总曰四川路”。明代和清代时，四川为布政司，清更之为省，成都是省治和一个府。（站长注：详见四川人从何而来）对于历史上四川地名的这些沿革，顾炎武肯定是清楚的；所以，这里他们所说的“蜀”地，明显是一种泛指，而非是指秦汉时的蜀郡。不过，如果要把顾炎武泛指的蜀地再具体一下，那么笔者认为，我国的饮茶起源和茶业初兴的地方，是在古代巴蜀或今天四川的巴地和川东。从四川上述地名的更改，我们不难看出，古代巴、蜀，先是以族名国，后是以国名地，地名是由族名而来的。四川古今都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饮茶从什么地方开始？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成饮茶是从哪个民族为先要回答饮茶起源的地域问题，最好还是从古代四川的族源谈起。四川素称“天府之国”，除西部高原山地自然条件比较严峻以外，都适宜人类居住，所以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一直是人类生息和繁衍的地方。如1951年在成渝铁路建筑中发现的上限可达10多万年前的“资阳人”头骨，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是，不知是何原因，这些祖居这里的土著，至原始末年和巴蜀建国以后，与境外移居来的一些人数不多的氏族或部落一样，反倒降之为巴蜀大地上的少数民族。据研究，上古四川除巴、蜀两个大族之外，还聚居有灇、苴、共、奴、獽、夷、蜑和僰、邛都、筰、徙、冉、駹等10多个民族。古代巴蜀，巴族和蜀族虽是两个人数最多的大族，但都不是土著，一个来自东部，一个来自西北，均是从外地流入的部族。据考证，蜀族和黄帝族是同源，祖居黄河上游，后来他们沿青藏高原的横断山脉慢慢南移到川西高原，最后由川西下居到成都一带。这一点，在我国古籍的许多著作中都有提及。如《世本》载：“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无姓。相承称，黄帝后。”巴人原居“湖北清江流域”，《世本》中也提及：“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钟离山即留难山，位今湖北长阳县境内。也即是说，巴族最后是由湖北长阳沿大溪移居川东的。巴蜀移居川境是什么时候呢？意见还不一致，有人据《谱记》“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与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喾，立，封支庶于蜀，历虞夏商”这段记述，称蜀人“差不多和巴人同时”，约是在虞复之前不久移居现在的蜀境的。再说白些，也即巴蜀人移居现在的川境，大致是在中原建立夏朝之前不久的原始末期。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饮茶的起源问题上，我们倾向陆羽“发乎神农”的观点，也即同意始于史前的说法。这里又讲到，巴人和蜀人是原始末期移居四川的。那么，巴人或蜀人发现、利用茶叶的时间，是在他们移居四川以前还是以后呢？这个问题，是历来人们所关注但谁也没有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从神农传说产生和流传的地域，以及茶由原始药用发展为饮用的漫长过程来看，可以肯定地说，我国茶叶的发现、利用时间，绝非是巴人或蜀人移居四川以后的那么简短的原始晚期所能完成的。说具体些，也就是在巴人和蜀人移居四川以前，我国茶的发现、利用，即有一个前发展阶段。如果上面推断不错，那么，巴人和蜀人，确切说巴人发现、利用和饮用茶叶的时间，应当是在先。因为如前所说，蜀人和皇帝族是同源，移居黄河上游，后来沿横断山脉不断南迁，他们不但在故地青藏高原，就是移居到川西金沙江和雅砻江流域以后，仍然地处高寒气候，生活过的环境中，不可能有茶树分布。这也就是说，蜀人在四川只有进一步降居到成都周围以后，才可能接触到或开始利用茶叶。巴人的情况则不同，他们移居四川的第一地点川东，及迁川前居住的鄂西，不但在唐以前就已形成为我国主要茶区，而且如陆羽《茶经》所载：“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至唐代中期，这一带野生大茶树还是在在可见。有人估计，两人合抱的茶树，其树龄总在千年以上，大多应该都是[战国]以前生长的茶树，据此当可以肯定，“巴山、峡川”，无疑也是我国茶树原始分布的一个中心。从上面巴人、蜀人移居四川前后住地的自然环境，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不但巴人比蜀人有先期接触和利用茶的条件或可能，而且在巴人和蜀人之间，只有巴人，才能够在他们移居蜀境之前，就先有一个茶的发现和早期利用阶段。关于巴、蜀饮茶的先后，除他们移居四川前后住处的自然环境外，巴族、蜀族和神农传说的关系，也能说明问题。因为，从现存的文献来说，巴蜀茶史，都是饮茶的历史，关于“神农以茶解毒”的茶的发现和药用阶段，至少是茶的最初利用历史，似乎非发生巴蜀，而主要是四川境外发生的。所以，巴人蜀人在四川境外与神农的传说有无关系？也是认定他们何者先发现和利用茶的一种补证。顺便说明一下，神农和炎帝，原本是二个不同的形象，在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还是记为“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神农、炎帝还没有混合，但大抵至[西汉]后期的有些著作中，就将神农和炎帝二个概念混淆和合二为一了。其实，神农和炎帝作为人名，它不过是后人为感恩和礼拜肇创农业、医药等伟大功绩追塑出来的一种偶像，或者是对某一时代、氏族的一种拟人化结果。神农既然是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所以，我们查考的巴、蜀和神农的关系，也不是血缘或世系的关系，主要的还是看看这些传说的产生和流传，与这二个族的族源和生活过的地域有无联系的问题。对于神农传说创始和流传的民族或地域，我国史学界在解放前和解放后，也都有人作过专门研究。据傅斯年、蒙文通等著名学者考证，他们认为神农（炎帝）、共工、祝融等传说，是源于或属于南方的“江汉民族”。这一意见，也代表了史学界的一般看法。“江汉民族”，有的称为“苗蛮集团”，是对上古生活鄂西以至整个荆楚一带少数民族的统称；很明显，也包括巴人的祖先在内。关于神农传说源出江汉民族的看法，有人对我国上古文献中的神农记述研究后指出，“在诸子百家中，《庄子》是一本最爱谈神农的作品，一般认为，《庄子》是一本记叙楚地为主的书，所以，有关神农的传说，也当是主要出之荆楚和流传荆楚”。当然，对此也有持不同看法者，如徐旭生，就认定神农不属南方苗蛮集团，而属“西北方的华夏集团”。对于上面二种说法，笔者通过查证有关神农和炎帝资料，结合荆楚大地上留传有最多的神农和炎帝遗迹，特别从神农与茶的有关传说等等来定，我们认为把神农称之为是“华复集团”，不免虚妄。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说，如果神农传说与发源西北的蜀族无关，而主要出之和流传于江汉民族的话，那么，巴蜀二族，也只有巴人才能把他们饮用茶叶的历史，和远古“发乎神农”的传说联接起来。另外，有关茗饮和艺茶巴先蜀后的证据，我们还可从有关史籍中找到某些线索。如《华阳国志·巴志》讲到[西周]初年的情况时提到：“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鱼盐铜铁、丹其茶蜜……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支，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葵。”这里清楚记述到，在周初亡殷以后，巴蜀一些原始部族，一度也变成了宗周的封国，当地出产的茶叶，和鱼盐铜铁等各种方物，悉数变成了“纳贡”之品。而且明确指出，所进贡的茶叶，“园有芳蒻（竹）香茗”，不是采之野生，而是种之园林的茶树。对于这条史料，有人以[西周]没有“子”的爵位，从而否定巴曾作为周的封国向周纳贡的真实性。其实，周时巴有无成为周的封国，对于巴人可能向[西周]进献过茶叶，并无多大决定意义。因为如《史记》中所说，不是武王克殷以后，而是在“伐纣灭殷”的孟津盟师大会之时，包括巴族在内的所谓“八百诸侯，不召自来”，周王在全国的宗主地位，实际就已经确立了。当然，战争过程中的联盟关系，并不会有战后的臣属和进献关系与义务；但是，如《巴志》所说，“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巴族这样一个在灭殷战争中立有大功的盟友，周人在战后至少亡殷后的头几年，不能不与巴保持一种礼尚往来的关系。所以，《华阳国志》上列“茶蜜”一类方物，不是贡纳，也当是巴人在[西周]初年与中原相互赠赐和交流的一种货单。应该指出的是在巴蜀和巴人一起参加伐纣的。部族，还有蜀人、庸、羌、髳、微、卢、彭、灇等等。但是，在《华阳国志》的这同一本书里，就只有《巴志》中提到[西周]初年贡有茶叶、园有香茗！当然，这不能反过来就说周初除巴以外，四川其他地方和民族就不知道饮茶和不会种茶。不是这样情况，但这也多少说明，至少到夏末周初，在巴蜀饮茶、艺茶，还是以巴人为盛的局面。这一点，我们从《华阳国志·蜀志》，也可得到较好说明。如记说：“蜀王别封其弟葭萌于汉中，号苴候，名其邑曰葭萌”；这里反映二代蜀王，一个以“葭萌”名子，一个以弟名“葭萌”名邑，说明他们都极其尊崇葭萌。葭萌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明代杨慎作过考证：“葭萌，蜀郡名。萌音芒，方言蜀人谓茶曰葭萌，盖以茶氏郡也。”杨慎对四川地名“葭萌”的这段释文，只讲了以茶名地一层意思，没涉及历史；如追溯起初，是蜀王先以茶名子，地名是以人名氏地而来的。那么，蜀王以茶氏名，以茶名地，又何以能够说明饮茶、业茶巴先蜀后和以巴人为尤呢？这里需要指出，这时的蜀王不是蜀人，用现在的话说，大概是“蜀藉巴人”了。很明显，要是蜀裔之王，就不会用苴号候。因为“苴”也即是“巴”。唐司马贞在《索隐》中注说：“苴，音巴，谓巴蜀之夷。”如果要把苴和巴相区别的话，苴人大概是巴族移居四川以后繁衍出来的一支，是巴人的后裔。东巴西蜀，在巴人和蜀人居四川之初，是一东一西，但后来慢慢繁衍发展，就相互渗透、交错而居了。所以，至少到[战国]末年，巴人和蜀人长相杂居，互相融合的结果，他们的文化与族源的关系愈来愈疏，与地域的关系倒愈来愈密了。这也是这时苴人篡夺蜀王之后，不与巴亲反与巴仇的原因。在我们解释了苴人可以王蜀的可能性之后，我们对于上面蜀王以茶名人、名地的史实，也就拨开迷雾，隐约可以看出先前巴人尚茶重于蜀的印痕了。
二、茶名茶字出巴蜀
关于茶名茶字，我国历史上称谓和写法极其复杂。笔者参加《中国茶叶大辞典》一书词目的草定，以茶名和茶字的词目来说，不算“草中英”、“酪奴”、“草大虫”、“不夜侯”、“离乡草”等谑名趣名，还有荼、槚、桡、蔎、茗、荈、葭、葭萌、椒、茶、■茶、茶荈、苦茶、苦荼、茗茶、茶茗、荈诧等等叫法和写法。对这些茶的方言、俗名、异体字和互相可以通假的字，一般因其繁也就不想去探究个中的原因。其实，如果把这些茶名茶字梳理梳理，找找相互间的关系，弄不好对我们要求搞清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的起源也有关系。上述这些茶名和茶字，看似很多，但如果我们从音节角度上将它们一分，不外单音节和双音节二种。如果将单音节中茶和茶义字去掉木字旁的俗写和互可通借的桡、椒等字，剩下的，也就只有《方言》所提到的“葭”和陆羽《茶经》记载的“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这几个字了。双音节的除去由二个单音节茶或茶义字构成的复合词，如茶茗、茗茶和荈诧等等，也就只剩苦荼和葭萌二词了。这也就是唐以前的茶名和茶字的基本情况。那么，这八个茶叶名词，又以何者为先呢？从现有的文献来说，还是以《尔雅》中关于茶的释文为早。记载：“槚，苦荼。”《尔雅》是秦汉间的一部辞书，“槚”和“苦荼”，也可以说是我国汉语和汉文中以双音节茶名来释单音节茶字的二个茶的最早记载。关于这点，四川省林业学校林鸿荣先生在《茶事探源》一文中，考释得非常清楚。其称《尔雅》“槚，苦荼”的释文，和有的训诂书上所说：“闻雅名而不知者，知其俗斯知其雅矣”，“槚”是茶的雅名，这里是以俗名来释雅名。而且从晋人郭璞有关这条释文的注释“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这点来看，《尔雅》的编者，这里还不是以中原而是以蜀人的俗名来释巴蜀茶的雅名。这里肯定“苦荼”是蜀人之语。同样，我们上面提到的双音节的“■诧”，也是巴蜀的方言。这一点，司马相如的《凡将集》中所提的“蜚廉、雚菌、荈诧、白敛”的草药中，将茶不记作“槚”和“苦荼”而称为“荈诧”，这明显也是巴蜀方言的一种例证。这一点，浙江农业大学著名农史专家游修龄先生关于我国古代作物名实考证的有关文章中讲得很清楚，我国或中原最早的作物名称，一般都取单个音节，双音节的名物，应考虑来自国外或我国边疆少数民族。所以，由上笔者不但肯定我国早期文献中的双音节的茶名和茶义字出之巴蜀，而且相当肯定，我国茶的单音节名和文，极有可能也源于巴蜀双音节茶名的省称和音译的不同用字。这我们还是以陆羽《茶经》所列的茶、槚、蔎、茗、荈这五个单音节茶名为例。众所周知，上古无茶字，茶借作荼，唐代将荼减去一笔始有茶字。所以，陆羽《茶经》中的茶字，我们应还原成“荼”字去考释。荼是茶字的前身，茶是所有茶和茶义字的“正名”，所以，茶字考源，我们就先从荼字考证。前面说过，茶是南方的一种树种，饮茶和茶业初兴于巴蜀，所以，我国最初使用汉语汉字的黄河流域，不但没有茶的概念和知识，连最早记述茶的“荼”和“槚”字，也是据巴蜀方言茶的字音，在当时的文字中选借的。如茶字前身的“荼”字，原来就具“苦菜”、“杂草”和“白色”等多种释义；《尔雅》中提出的我国第一个指茶的“槚”字，原本指楸树，是古代常用来做棺材和琴瑟的树种。那么，荼字是巴蜀什么方言的音译呢？很明显，它是由《尔雅》“槚，苦荼”的苦荼演化而来的。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指出，《尔雅》中的草木鱼的俗名，“多取雅之共名，而以味别之”。这即是说，这“苦荼”的“苦”字，是指“荼”味；“荼”和“槚”，当应是共名了。对此，或许有人认为这里“荼”音读为[tu]，而“槚”读作为[jia3]，荼、槚怎么能相共呢？其实这里的“荼”，古不读“徒”而读“差[tsheai]”；槚和“差”的读音就比较接近而共得来了。说清楚些，也就是“荼”字是巴蜀“苦荼”俗名的省称；苦荼古读[kuatsheai]，《尔雅》槚字，实际也就是“苦荼”读出来之音译。所以，我国秦汉时辞书中用“槚”字，史籍中茶的正名又多用“荼”字，二者不但不矛盾，而且还是可以互通、互证和同源。那么，既是这样，《尔雅》中“槚”字是出现最早的可以肯定的茶字，后来为什么不都从而采用“槚”，如王褒《僮约》“武阳买荼”，《说文解字》“荼，苦荼也，从余声”，《广雅》“荆巴间采荼作饼”，在汉和[两晋]的文献中，又大多用荼字以致最后演化出来的是茶而不是与槚有关的字呢？因为当时能看到和看懂《尔雅》的，主要也只是少数一些儒生。另外，槚是“苦荼”的读，荼是“苦荼”的省读，二者没有正确和妥贴之分，所以，一切取决于用者习惯。民间特别是大多数劳动人民，他们不知道《尔雅》的苦荼是怎样写的，他们写茶，当然也就只会就省而不会去讲什么读之字了。荼和槚字，是源之于蜀人所说的“苦荼”，那么蔎和茗、荈三字呢？蔎字的字源，比荼、槚更明确，《方言》清楚指出：“蜀西南人谓荼曰蔎”，蔎是汉字蜀西南荼的方言的音译。这里应该附带指出，巴蜀“苦荼”、“蔎诧”和“葭萌”等茶的方言，都是双音节，为什么唯独蜀西南称茶曰“蔎”是一个音节呢？其实蜀西南人称茶，也应当是两个音节的，这里“蔎”是汉人的音译，很可能是汉人在择用什么同音字时，将双音节合成一个音节了。所以，笔者相当肯定，“蔎”不是纯正的蜀西南茶的方言，而只是按汉人习惯取蜀西南方言读的音译。荈，孙楚《出歌》“姜、桂、荼荈出巴蜀”，晋代时，人们还指“荈”为巴蜀的方物，自然也是巴蜀的方言了。那么，荈是不是即“荼荈”的省称呢？这现在还正在探讨中。一种意见，认为荈即“荼荈”的省称，据《三国志》“密赐荼荈以当”，认为“荼荈”一词，可能也当汉以前就存在，而荈字最早见之于[三国]时张揖的《杂字》：“荈，茗之别名也”；《杂字》可能就是首将“荼荈”简化。另一种意见，认为《杂字》从时间上说，较《三国志·吴书·韦曜传》还要早，故荈和荼荈这双音节茶名无关。那么与什么巴蜀方言有关呢？与司马相如《凡将集》中的“荈诧”有关。“荈诧正读为[thuantshiai]，乃是巴蜀双音节口语的汉语音译”。茗字和荼、蔎、荈、槚的字音都不同，它是据巴蜀什么茶的方言而来呢？林鸿荣先生认为，它是由“葭萌”转化而来的。关于葭萌蜀人谓茶的方言，我们在上节已经讲述清楚。据查，葭萌演化而来的茗字，最早见之于[两晋]。如《尔雅》郭璞注称：“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即是。葭萌明杨慎考“萌音芒”，怎么又能导出茗字来呢？林鸿荣认为杨慎和后来清代的一些儒生释“萌音芒”，是误释，“萌”的正确读音，因读“明”。他引王力先生《同源字典》这段话证说：“清代说，古代读‘家’如‘姑’，读‘明’如芒等等，那也是不够准确的。假如‘家’、‘姑’完全同音，‘明’、‘芒’完全同音，后代就没有再分化为两音的条件。我们认为上古韵部也和中古音摄相仿，有两呼八等。‘家’与‘姑’，‘明’与‘芒，虽同韵部，不同韵头，‘家’是[keai]，‘姑’是[ka]；‘明’是[myang]，‘芒’是[mang]。韵头不同，后代就有分化的条件了。”林鸿荣接着指出，这[keai myang]，当然是古蜀人称“葭萌”的口语。这一古蜀方言的读音，也是后来我国史籍中四川地名“嘉明”和今天四川茶乡一些集镇还往往称“嘉明”的来由。换句话说，巴蜀方言“葭萌”的“萌”，从来就是读明不读“萌”。笔者赞成林鸿荣先生此说，同时也肯定他所说的“茗”由蜀人方言“葭萌”而来是可以成立的。上面，我们以有关史实，证明了《茶经》茶之名荼、槚、蔎、茗、荈等字，源于巴蜀上古茶的双音节方言。实际不只上面几个名字，可以说我国历史上所有的茶和茶义的名与字，无不都出自巴蜀方言。这一点，除巴蜀再没有别的省可以举出我国史籍中的茶名茶字，是出自他们的方言了。既然我国乃至全世界的茶名茶字都源出巴蜀，巴蜀是我国和全世界茶业和茶文化的摇篮，也就不言自明了。写到这里，记[西晋]文学家张载的《登成都白菟楼》诗。诗太长，这里不妨照《茶经》引录下半首：
借问杨子舍，想见长卿庐。程卓累千金，骄侈拟五侯。
门有连其客，翠带腰吴钩。鼎食随时进，百和妙且殊。
披林采秋橘，临林钓春鱼。黑子过龙醢，果馔踰蟹蝑。
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
这最后四句，特别是“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二句，不正是我们所说巴蜀是世界茶业和茶叶文化摇篮的最好证明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