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前期，茶业还没有多大发展，茶利也不显著，所以官府对茶 也没有课税和形成什么固定的政策。中唐以后，随茶叶生产和贸易的 空前发展，不但在茶叶文化或饮茶习俗上有不少发展，就是在原来所 没有的茶政、茶法上，也获得了一系列的建设和发展。
首先从茶的赋税制度来说。在大历（７６６—７７９）以前，我 国茶叶还只有土贡而没有赋税。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贡 茶的州郡，主要有怀州河内郡（治位今河南济源），峡州夷陵郡（今 湖北宜昌），归州巴东郡（今湖北秭归）、夔州云安郡（今四川奉节 ）、金州汉阴郡（今陕西汉阴）、兴元府汉中郡（今陕西南郑）、寿 州寿春郡（今安徽寿县），庐州庐江郡（今安徽合肥）、蕲州蕲春郡 、常州晋陵郡、湖州吴兴郡、睦州新安郡、福州长乐郡、饶州鄱阳郡 、溪州灵溪郡（今湖南龙山）、雅州庐山郡（今四川雅安） ①等地。 这里都是用的州名，但实际往往是该州某一二个县产茶，州治所在地 和其他多数县并不产茶。如常州晋陵郡，其茶实际就主要出在宜兴。 另外，这些地区的贡茶，多数始于大历以前，但可能也有一些是贞元 税茶以后入贡的。如《通典》载，安康郡贡茶一斤，夷陵郡贡茶二百 五十斤，灵溪郡贡茶芽二百斤 ②；其所说安康、夷陵和灵溪的贡茶， 就当是天宝以前的事情。这种贡茶，有的虽有定额，但似乎在唐代前期，还未形成一种定 制。据研究，关于贡茶的一些制度和规定，是随贡焙建立以后才逐渐 严格和完善起来的。
开元以后，在北方饮茶的社会风气影响下，我国宫廷用茶的数量 ，也日增一日，已非一般地方贡献所能满足，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生 产王室用茶的场所，这样，就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专门贡焙 —— 常州义兴和湖州长兴间的顾渚贡焙。关于顾渚贡焙的缘起，《唐 义兴县重修茶舍记》有这样一段记载：“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 史大夫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 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 因之，徵献渐广，遂为任土之质。” ③茶舍是顾渚贡焙之前宜兴采办 贡茶之处。
长兴“顾渚与宜兴接，唐代宗以其（宜兴）岁造数多，遂命长兴 均贡。自大历五年始分山析造，岁有定额，鬻有禁令；诸乡茶芽，置 焙于顾渚，以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 ①。这就是说，顾渚贡焙，是 大历五年长兴县与当时义兴均贡才专门设立的。义兴贡茶，最初只进 “万两”，后来愈贡愈多，以至如有的史籍所载，“顾渚贡焙，岁造 一万八千四百八斤 ②”。贡额一多，所付劳役也多，所以《元和郡县 志》中又载：“贞元已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 月方毕。” ③顾渚贡茶，是加在长兴和宜兴先民身上的一项沉重负担 。
曾任浙西观察使和湖州刺史的袁高，在亲自督造贡茶的过程中， 体察到贡茶的艰辛，一次在起贡时，袁高专作《茶山诗》一首，力陈 贡茶的痛苦和弊端，用以谏君。其诗中有“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 ”；“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 “造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 ④等悲愤凄凉之句。关于揭露贡茶严酷的诗作，还有如李郢的《茶山贡焙歌》等，其 诗句“陵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驿骑鞭声砉流电，半 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 ⑤等句，这些从 另一个角度，诉说贡茶限时限刻，必须在清明前三天贡到京城的艰难 。唐代茶叶，有“蒙顶第一，顾渚第二”之说，那么，贡焙为什么不 设在蒙顶而设在顾渚呢？蜀道难行，这可能主要是为清明前要赶送到 京城的关系。
贡茶，实质上也是一种赋税。如上面《新唐书》记及的贡茶，就 是一种实物税；而顾渚贡茶，则是带有一种劳役性质的赋税。但是， 真正课收茶税，还是德宗李适统治期间的事情。建中三年（７８２） ，为筹措常平仓本钱，赵赞上言“收贮斛匹段丝麻，候贵则下贾出 卖，贱则加估收糴，权轻重以利民。从之”。于是赵赞“乃於诸道津 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一，以充 常平之本” ①。这也是我国文献中最早的税茶记载。课征茶漆十一税 的第三年，朱乱，德宗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为减轻百姓负担 ，诏罢商货税。但不久，如《文献通考》所说，贞元九年正月，盐铁 使张滂以水灾两税不登，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 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 ②；由此重又恢复茶税，并自此把税茶作为 一种定制。
贞元时茶税岁入不超过四十万贯，还不算太重。但是至穆宗长庆 元年（８２１），因“两镇用兵，帑藏空虚”，又加“禁中起百尺楼 ，费不可胜计”，于是盐铁使王播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 使每年的茶税一下增加到六十万贯以上。文宗时，王涯为相，为尽取 茶利，他进一步提出了官营官卖的榷茶制度，自兼榷茶使，于大和九 年颁令榷茶。强徙民间茶树于官场，并焚其积旧；商人只能购买官场 的茶叶，而且大增茶税，一时搞得天怒人怨。不久，王涯被诛，榷茶 也随之中辍。武宗会员元年（８４１），崔珙任盐铁使，“又增江淮 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 邸以收税，谓之“ 地钱”。当时茶叶贸易由于中央榨取，地方搜括， 结果，只会使“私贩益起”。大中初年，斐休任盐铁使，针对当时茶 税混乱的情况，立茶法十二条，严禁私自贩运和销售茶叶。如规定“ 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引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 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 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 ①。对于这样一个苛法，颁 行后不但减少了私茶，官府增加了税收，百姓也仍然“以为便”。所 以至此，唐代茶叶的税法，才相对稳定一些。
茶叶从不税到税，除反映其时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以外，它虽 然是强加于园户、茶商和广大消费者的一种沉重负担，但另一方面， 同时也说明这时的茶业，也已成为国家赋税所赖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生 产事业了。
由于唐代广征各地名茶，贡焙的贡额也不断增多，宫廷中的用茶 和茶货积存也愈来愈多，于是茶在朝中如《苕溪渔隐丛话》所载，顾 渚紫笋“每岁以清明日贡到，先荐宗庙，然后分赐近臣” ②；开始又 出现了皇帝以茶赏赐勋戚重臣，以示恩信的一种习惯和制度。如“咸通九年（８６８），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上每赐 御馔汤物。……其茶则缘华紫英之号。” ③唐朝以茶分赐臣僚的例子 很多，这里可以刘禹锡代人书写的二张谢赐茶表为例。其一是代武中丞所书：“中使窦国宴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恭承庆赐，跪启缄封。伏以方隅入贡，株撷至珍，自远贡来 ，以新为贵，……既茶凡口，倍切丹心，无任。”另一张写称：“中 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伏以贡自外方 ，珍珠众品，……实惭于虚受，无任。” ①这种由皇帝遣官宦专赐， 臣下得茶后上表申谢的颁赐茶叶之风，在唐代后期至宋代的一个很长 时期里，几乎流为上层社会的一种隆重礼遇。十分明显，一旦茶叶成 为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帝王将相自然也就会用之作为维护和巩固其 统治的一策了。唐代颁赐茶叶的主要对象是近臣，但高僧名儒、戍边 将士和其他各色人等，也都可因各种原因而获得颁赐。如韩罶熚短 锷裼裥徊?表》载：“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诏，兼赐臣一千五百串 ，令臣分给将士以下。圣慈曲被，戴荷无阶。” ②等等。
王室对臣下，表现为赐茶，反映在社会一般群众之中，则为相互 馈赠；两者比较而言，民间相互馈赠茶叶的风气，比赐茶出现的时间 更早。如大诗人李白，就留有一首《答族S煩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 》；表明社会上在李白之前，特别在士人中间，赠茶酬诗和以诗谢寄 的风气，就相当普遍了。及至唐代中期和后期，如白居易《萧员外寄 新蜀茶》、《谢李六郎寄新蜀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简自采新茶 见赠》等寄答茶的诗作，在《全唐诗》中，更是随处可见。近见一种 说法，唐代的茶道和一些茶俗，是先起之于宫廷，然后由宫廷再传及 民间的。由唐宋王室赐茶这点来看，适恰是本末倒置了，实质上宫廷 的茶文化，一般都先起于民间，是民间茶叶文化的一种宫廷化。
不过，也应附带指出，社会茶叶文化一旦宫廷化，它至少在物质 和礼仪等等方面，即上升为当时最高规格的一种文化。这一点，可以从１９８７年４月３日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 土的宫廷茶具得到说明。这套茶具，是晚唐僖宗李儇供奉法门寺佛骨 舍利作法器用的，据地宫《物账碑》记载，有“茶槽子碾子、茶罗子 、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由茶碾、茶罗子等器物的錾文看，这套 茶具不少是咸通九至十二年期间制造的；并且在鎏金飞鸿银则和长柄 勺等器物上，还有用硬物刻划的“五哥”二字。“五哥”是僖宗幼时 的称呼，说明僖宗自己用过或很喜欢这套茶具。就出土实物来说，《 物账碑》所言“七事”，大致是“指茶碾子、茶锅轴、罗身、抽斗、 茶罗子盖、银则、长柄勺” ①这样七件东西。当然，除此地宫同时还 出土了一些如瓷器、琉璃等饮茶用具。对这套茶具，学者们称其是“ 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最完整、最精美华贵的系列茶具” 。但是，不论是金银制的“七事”茶具，还是“七事”之外地宫中出 土的其他宫中饮茶用具，其名物全部没有超出陆羽《茶经·七之器》 中所列的茶器内容。这就有力证明，民间百姓用的茶具形制，不是从 宫廷中流传出来的；适恰相反，宫廷茶具，倒是大都源于民间寻常用 具。因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２７件茶器和饮茶用物，都 是根据民间用具所总结和设计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