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以前的茶事
茶树是中国南方的一种“嘉木”，所以，中国的茶业，最初也孕育、发生和发展于中国的南方。“六朝”，是史学界指我国南方三国、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这一历史阶段而言的。中国上古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是在黄河流域，广大南方如《史记》所记，至汉朝时还依然处于“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落后状况。所以在中国的早期文献中，有关南方特别是茶叶的史料很少，只能根据不多的记载，得出这样一些看法：
巴蜀是茶叶文化的摇篮
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汉书·地理志》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巴蜀的范围较大，居住民族除巴人和蜀人之外，还有濮、 、苴、共、奴等许多其他少数民族，巴族、蜀族，不过是其中分布较广、人口较多的两个大族。这些民族，大致在夏商和西周时，还停留在原始氏族阶段，至春秋、战国期间，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才由原始走向文明，但是，从中原的观点来看，这些民族或地区，仍然是属于“南夷”的化外之区；巴蜀归属于华夏，是在秦统一和设置郡县以后的事情。
清初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考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指出各地对茶的饮用，是在秦国吞并巴、蜀以后才慢慢传播开来的。也就是说，中国和世界的茶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为业的。顾炎武的这一结论，统一了中国历代关于茶事起源上的种种说法，也为现在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因此，常称“巴蜀是中国茶业和茶叶文化的摇篮”。
中国的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以后的事情。那末，巴蜀又是什么时候开始饮茶的呢？茶界持有不同见解，有的认为始于“史前”，有的认为“西周初年”，也有的认为在“战国”时期等，归结起来，就是究竟始于巴蜀建国之前抑或建国之后的问题。
所谓巴蜀饮茶“始于战国”的观点，实质上也就是否定上古神农传说的史料价值，认为只有可靠的文字记载才可凭信。其实，说巴蜀茶业始于战国，也是以顾炎武上说为依据，别无其他直接文字记载。史前集农业、医药和陶冶斤斧 。 耨等多种发明于一身的神农，未必真有其人、其事。但是，他作为后人追念史前上述伟大发明而塑造出来的一种形象，而得到人们的承认。与他联系在一起的上述事物是指原始时代的发明，这些应该是有一定的史实根据的。一般地说，在未进行考古发掘之前，古书关于“神农耕而作陶”和“始作耒 ，教民耕种”、“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等传说，同样也是无文字可证的。所以，神农作为史前的一个特定阶段的代表，将农业、医药、陶器，以至茶叶的饮用“发乎”这一时代，应当是可信的。
饮茶是一种物质享受，人们习惯把饮茶和文明联结在一起，所以一提到饮茶的习惯，往往认为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才出现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利用植物的某部分组织来充当饮料，是氏族社会常有的事。鄂伦春族民族志材料表明，1949年前，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鄂伦春人，还停留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当时，他们有“泡黄芹、亚格达的叶子为饮料”的习惯。鄂伦春人能够利用当地的黄芹和亚格达叶子来作饮料，那末，为什么巴人、蜀人和我国南方有进行茶树分布的其他族人不能在史前就发明以茶为饮呢？这也就是说，我国上古关于“茶之为饮，发乎神农”的论点，不但有传说记载，而且也有民族志材料的较好印证。说明巴蜀茶业的开始是早的，只可惜见诸文字记载的时间较迟，直到西汉末年的王褒《僮约》中才有记述。能予佐证的有关先秦巴蜀的茶事资料，一是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所说：“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丹、漆、荼、蜜……皆纳贡之。”二是明代杨慎在《郡国外夷考》中所提：“《汉志》葭，蜀郡名。萌音芒，方言，蜀人谓茶曰葭萌，盖以茶氏郡也。”
巴蜀和周族的联系，其实还可上溯到殷商末年。如《华阳国志》中又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这一点，在《尚书·牧誓》中载称，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 、微、卢、彭、濮，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华阳国志》和《尚书》一致说明了在殷商末年，巴蜀及其周围的许多部落，都曾参加了周武王领导的反纣同盟。周武王灭殷以后，大肆“封邦建国”，分封的对象，有上说的宗亲，也有功臣、扈从和参加伐纣战争的各族酋长。所以，西周虽无“子”这样的爵位，即使不分封宗姬，也会分封巴蜀等头人来掌管一方的。这一带既然成了西周的属国，至少在臣属初期，会与周王朝保持一定的纳贡关系，贡品中包括了漆、茶和蜂蜜这类方物特产。
《华阳国志》是晋人所写，其所载史实是汉朝甚至是两晋的情况，既然巴蜀种茶，到战国时已兴至汉中葭萌一带，其上述巴蜀南部的产茶地区，当不会都是在葭萌之后才发展起来的。所以，如果葭萌“以茶氏郡”的论点可以成立，那末，《华阳国志》中所提到的茶叶产地，可以说也是战国前即已形成的历史茶区。
关于巴蜀茶业在我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的王褒《僮约》中，才始见诸记载。《僮约》有“脍鱼鳖，烹荼尽具”；“武阳买荼，杨氏担荷”两句。前一句反映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但饮茶已成风尚，而且在地主富家，饮茶还出现了专门的用具。其后一句，则反映成都附近，由于茶的消费和贸易需要，茶叶已经商品化，还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
西汉时，成都不但已形成为我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而且由后来的文献记载看，很可能也已形成为我国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如西晋张载《登成都楼》（3世纪80年代）诗句：“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即是一证。张载这首诗，共32句。前面16句，谈成都的飞宇层楼、物饶民丰和高甍长衢的城市境况；下阕借蜀郡汉代巨富程、卓二家的奢华生活，来极言成都茶叶的名满遐迩。与张载这一诗句相辅，构成巴蜀茶业名甲全国的还有这样两条史料：三国魏张揖《广雅》（三世纪上）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为米膏出之，……用葱姜之。”其二是西晋孙楚的《出歌》（231—293年）：“茱萸出芳树颠，鲤鱼出洛水泉。白盐出河东，美豉出鲁渊。姜、桂、荼出巴蜀，椒、桔、木兰出高山。蓼苏出沟通渠，精稗出中田。”前一条史料所说的“荆巴间”，具有是指今川东、鄂西一带。其实，这鄂西早先属楚国的边境地区，先秦时有的一度就属巴国或是巴文化的影响区。所以，这条资料实际上介绍的，主要还是巴蜀的制茶方法和饮茶习惯。后一条《山歌》，主要是介绍一些常用饮料、食物产地。把《广雅》、《出歌》和《登成都楼》诗的上述内容联系起来，就能清楚地看出，不只先秦，而且在秦汉直至西晋，巴蜀仍是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
